莫汝城与《粤剧大辞典》

 
　　2009年7月6日上午，资深的粤剧编剧家和理论家莫汝城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永远辞别了他眷恋的南国热土，也辞别了他钟爱的粤剧事业。现在5年多过去了，莫老似乎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起研究粤剧的历史和现状。

　　当年听到莫老去世的消息时，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2009年1月8日，莫老还参加了《粤剧大辞典》编辑部在天安大厦举行的总结会，他的精神看上去不错，行动也颇为利索。当午餐完毕我送他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再三请我留步，并说目前他还未到让人搀扶的时候。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十分高兴，认为这是粤剧界的福音。谁知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溘然长逝。

　　莫汝城1926年出生于异域泰国，1932年随父母回国定居，先后在广州和家乡高要县读书，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小学教员。1950年春入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1952年毕业后被调到广东粤剧团担任编剧。1959年秋考上中国戏曲学院编剧专业研究生，成为粤剧界第一位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回到广东粤剧院继续从事编剧工作。多年来，莫汝城笔耕不辍，佳作甚丰，代表作品有《搜书院》（与杨子静、林仙根合作）、《山乡风云》（与吴有恒、杨子静合作）、《张羽煮海》、《屈原》、《李香君》等粤剧文本。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莫汝城致力于粤剧史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粤剧弋腔浅探》、《粤剧昆腔牌子小考》、《粤剧小曲概说》、《粤剧声腔的源流和变革》等一系列关于粤剧声腔流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起，他主持并参加了《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编纂工作，直到1993年正式出版。2004年开始，莫汝城应邀参加《粤剧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该辞典被列为广州市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文化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莫老作为辞书的编委和特约顾问，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粤剧大辞典》于2008年11月正式出版，这也是莫老参与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莫汝城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治学严谨、记忆力强，素有粤剧“活辞典”之称。

　　我作为《粤剧大辞典》的副主编，与莫老整整共事了五年。这五年中，我从莫老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的工作作风。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让我用几句话来概括莫老的人品的话，我可以这么说，莫老在事业上是一个奋斗不息的人，在工作中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在生活上是一个勤俭朴素的人，在待人上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
  　　《粤剧大辞典》聘书颁授仪式是在2004年7月6日举行的。但早在一年前，有关部门就在广东迎宾馆召开座谈会，邀请众多专家参加，听取他们对编纂《粤剧大辞典》的意见和建议。

　　那是2003年7月21日下午，天气十分炎热，室外温度高达36℃，座谈会在迎宾馆白云楼二楼会议厅举行。由于编纂辞书这一项目是由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向市委宣传部申报的，我作为文研所的所长，循例站在楼下迎候到会的嘉宾。距开会时间还有15分钟，一位老人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楼梯口走来，来者正是年事已高的莫汝城。由于通向二楼的楼梯是螺旋形的，我担心莫汝城不习惯走这种弯月形的楼梯，于是上前欲搀扶他。谁知莫老摆了摆手说：“别看我快到八十岁了，平时走路上坡还可以，现在还未到让人搀扶的时候。”我看到莫老面色红润、精神矍烁，也就放心地让他独自走上楼梯了。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苗青主持了这次会议并首先发言，他说编纂《粤剧大辞典》这样的典籍是粤剧界多年的心愿，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以落实，这次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就是要狠抓落实，一定要实现海内外粤剧界人士多年的宿愿。杨苗青还说，老一辈艺术家的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如果不抓紧编纂出版就来不及了，趁前辈们现在还有精力，一定要抓紧进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岁月不饶人呵！杨苗青还特别提到了莫汝城、谢彬筹、王建勋、赖伯疆等老一辈粤剧研究专家，指出这些资深人士是艺术界的宝贵财富，编纂《粤剧大辞典》需要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依靠他们的经验学识。

　　在随后的发言中，赖伯疆、莫汝城、谢彬筹、陈予之等老前辈对编纂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莫汝城特别提到，《粤剧大辞典》要编成像《辞源》和《辞海》那样的工具书，要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科学性，内容一定要准确，切忌以讹传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可采取诸说并存的方法，允许几种说法的存在，但一定要成为“说”才能存，讹传东西不能成“说”。辞条的内容一定要简练，不能长篇大论，每个辞条几百字至一千字左右就可以了。辞书内容牵涉到海内外，写出来后必须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力求不出差错。主管部门要求两三年内搞出来难度很大，如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则更能保证辞书的质量。

　　谢彬筹对莫汝城的看法表示认同，并且谈了几点重要的意见。谢老与莫老可谓“老搭档”了，他俩曾在一起主编了《中国戏曲志·广东卷》数年之久，谢老退休前是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对粤剧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发言中指出，《粤剧大辞典》应编成：1、粤剧专业知识的大成，凡要了解粤剧常识的人，都要找这本辞典；2、辞典介绍的知识是最科学、最准确的；3、辞书要体现编书者的原则立场，是“官书”，而不是坊间的传说；4、这本辞书规格很高，一定要组织强有力的编写、审稿队伍，审定工作的难度会更大一些。老谢认为，《中国戏曲志·广东卷》搞了8年时间，《粤剧大辞典》完成的时间也不能太短。总的来说，谢彬筹和莫汝城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
 
　　2003年10月13日上午，《粤剧大辞典》编委会在广州大厦二楼会议室举行大纲论证会。自7月21日的座谈会以来，编辑部有关人员梳理了大家的发言，拟定了一个不成熟的大纲，初步在辞书中设置9个分编：1.源流；2.体制；3.剧目；4.音乐；5.人物；6.团体；7.书刊理论；8.海外粤剧；9.附录。编辑部拿出这个大纲让大家讨论，意在抛砖引玉，广纳高见。

　　继粤剧曲艺名家蔡衍棻、何杰章、黎田及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理事长、候任主编曾石龙的一番高见之后，莫汝城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他坦诚地说，从今天提交的大纲来看，编辑部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我对分编及栏目的设置提几点意见：1.关于辞条释文的署名问题，一般来说辞条后面应署上作者的姓名，因为那是作者的权益，《大百科全书》就采用这个办法。但不少辞典如《辞海》就没有用署名，因为署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部会遇到很多麻烦，编辑部不能改动作者的观点，只能作技术性修改，我建议采取不署名的办法，或将作者的名字统一署在篇目之前，最后定稿由编辑部负文责。2.分篇中有一个“粤剧体制”的称谓，这个概念不够清楚，戏班体制属于社会体制的一部分，不属于“粤剧体制”的范围，建议不要用“粤剧体制”的名称，否则模糊不清。3.音乐部分划分得太复杂，梆子、二黄、伴奏音乐的划分是否科学？例如“伴奏音乐”部分，伴奏的乐曲并不多，大部分是演唱用的，广东音乐本身是器乐曲，在粤剧中属小曲一类，我觉得音乐分类不应太繁琐，但如何划分得科学合理，就要作细致的研究了。4.“剧目”的划分也有很多不妥之处，把剧目划分成“传统剧目”和“时装戏”是不适当的，而且划入这两个栏目的剧目也不够准确。例如《胡不归》并不是“时装戏”，而是“古装戏”；《秋瑾》也不是“时装戏”，而是“清装戏”。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在1962年编印的《粤剧剧目大纲》，收入了1700多个剧目，内容比较丰富，可以参考。另外，1961年编印的《粤剧传统剧目汇编》和《粤剧现存剧目》这两本书，都可以作为参考。5.关于“人物”问题，栏目上罗列了一些知名人士，但肯定还要调整，至于哪些人该入典哪些人不该入典，需要进行认真慎重的研究。生不入传，这是中国史志的惯例，但建国后出版的《戏曲曲艺辞典》收入了大量的“生人”；《中国地方志辞典》采取的是生不入传、生人入表的方法。我觉得《粤剧大辞典》可以两者兼顾，对于生人入传，一定要拟定一个严格的标准。莫汝城的意见和建议，为《粤剧大辞典》的大纲和栏目的修正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事实上后来很多做法都是按他的意见办的。

　　2004年初，市委宣传部正式确定曾石龙为《粤剧大辞典》的主编，在曾石龙的领导下，辞书编辑部根据莫汝城、谢彬筹、王建勋、赖伯疆、何杰章等人的意见，把《粤剧大辞典》确定为12个分编，包括：1.源流；2.剧目；3.音乐；4.表演；5.舞台美术；6.书刊理论；7.团体机构场所；8.人物；9.港澳台粤剧；10.粤剧在海外；11.粤剧电影；12.附录。而到了2007年秋，当编纂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源流”这一分编又改为“粤剧的形成与发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剧纪事”这两个部分。
 
　　自2004年7月《粤剧大辞典》聘书颁授仪式举行以后，辞书的撰写就走上了正轨。编辑部决定，每次论证会和例会的会址就设在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的楼下会议室里，编辑部办公室也设在文研所。

　　2006年末，《粤剧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进入了紧张阶段。“源流”分编的主笔谢小明在三易其稿后，把“概述”文稿及辞条释文再次拿出来讨论。谢小明在撰稿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戏曲书籍，耗费了大量心血，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她的辛勤劳动得到评议小组的充分肯定。然而，谢小明提交的文稿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在粤剧的形成时期的界定上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对一些史实的确认上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再者在辞条的设置上容易跟其他分编重复。编辑部原想让谢小明再写一稿，但考虑到时间紧迫，终于决定请莫汝城写一篇关于粤剧的形成与发展的大文章，来代替原来的“粤剧源流概述”及辞条释文。

　　但事不凑巧，编辑部还未来得及与莫老商谈撰稿一事，莫老就病倒了。2007年1月编辑部召开的例会他也没能前来参加，平时这样的例会他是从不缺席的。幸好他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只在家中休息数天便可康复。主编曾石龙和我决定登门慰问，我们带上一篮水果和一些补贴费前往他的家中。莫老的家在东风东路广东省粤剧院院址内，一栋陈旧的六层楼的楼下，大概是很多年前的建筑物了。

　　我们到达的时间约在上午11时。早在前一天晚上，我们就请粤剧院的编剧家潘邦榛提前告知莫老我们今天要来拜会他了。潘邦榛也是《粤剧大辞典》的编委和“人物”分编的主笔，住在莫老的楼上。如果不提前告知莫老，你无论怎样敲他的门也是敲不开的。原因是莫老的耳朵有点失聪，你跟他说话时他要看着你的口形才能听清你说什么。记得编辑部有一次要临时召开论证会，一位工作人员把文稿送到莫老家里，整整敲了20分钟的门也没有人出来开，原来莫老正在屋内聚精会神看书，再加上耳朵失聪，屋外的事情全然不知，无论你怎样敲也是枉然。莫老可能习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方式吧，他从来不使用手机，家中也从不安装电话。你有事要联络他的话，最好提前把会议通知或文稿送到粤剧院的传达室，因为他每天傍晚会到传达室取他自己订阅的《羊城晚报》。如果你确有急事非得临时去找他，那你就不要在前门敲门，而是走到房屋的后面，耐心敲打他的窗户，因为他常常在窗户下看书或整理资料。有人常常戏称这种敲门方法是战争时期地下党的联络暗号。

　　我们来到莫老的门前，因为预先打了招呼，我们很快就敲开了莫老的家门。莫老客气地请我们进屋里坐，并把我们请到客厅里。莫老的房子面积不算少，共90多平方米，一厅三房，只有他一个人居住。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屋里的摆设，其简朴的设施着实令我们感到惊讶，我们一下子仿佛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客厅里的座椅全部是陈旧的木凳，浅红的漆油不仅完全没有光泽，而且大多已经褪色脱落了；窗户上的铁枝大概是多年前兴建楼房时配置的，如今已是锈迹斑斑，铁枝上的铁丝网可能是后来才添加上去的，但在风雨的侵蚀中有些已经断裂；而那暗绿色的窗帘布，似乎沾满了灰尘，看上去很久没有洗涤过了。

　　莫老热情地为我们泡茶。我一看茶几上的茶壶，是一件古旧的瓷器，壶嘴上还缺了一小块，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一件文物吧。莫老给我们倒茶的茶杯，也是那种旧式茶杯，杯口和杯底都是圆形的，杯口大，杯底细小。尽管杯子里积了厚厚一层茶渍，但我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因为莫老给我们泡的茶叶是上等的“铁观音”，阵阵香气扑鼻而来，喝在嘴里感到很香滑。我问莫老为何不改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最适合老年人喝，“铁观音”对于老年人来说会显得寒凉一些。莫老随即拿出一包普洱茶说，他也有这种上等的普洱，但由于普洱没有香味，所以还是爱喝“铁观音”。

　　主编曾石龙关心地询问莫老的病情，莫老说，休息了几天，感觉好多了；这几天连续接到其他单位的会议通知，自己都推掉了。稍停，他又颇有感触地说：“现在是有时间死，没时间病呵！”确实，像莫老这样学识渊博的粤剧编剧家和粤剧史研究家，不少艺术单位都会邀请他参加剧本讨论会或粤剧史研讨会；而每次开会之前，他都会认真作准备，写出详细的发言提纲或完整的发言稿，决不会临阵磨枪、敷衍了事。

　　我们很不忍心在莫老还未完全康复之时跟他谈撰写文稿一事，但莫老似乎看出我们的来意，再三问我们近日编辑部有何安排。曾石龙只好把编辑部的计划告诉他，并再三叮嘱说，莫老一定要先养好身体，等身体完全康复后才考虑文稿的事情。莫老思索了一下，又犹豫了一下，最后终于说，撰稿一事我先答应下来，可能要几个月后才能动笔；但我只能从粤剧孕育、形成写到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从1980年以后我已没有参与粤剧院的工作，对这段时间的粤剧状况不熟悉，20世纪最后20年的粤剧发展情况请安排别的同志撰写。曾石龙立刻答应了莫老的要求，并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莫汝城频繁地参加《粤剧大辞典》各个分编的论证会，再加上他的身体时有不适，所以他直到2007年9月才开始撰写“粤剧的形成与发展”一稿，当时这篇文稿的题目依然暂定为“粤剧源流概述”。

　　同年12月，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八和会馆、《粤剧大辞典》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粤剧的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就粤剧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这次会议跟以前举办的其他类似会议一样，引起激烈的争论，会议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次会议本来邀请了莫汝城参加，但由于他正在撰写“粤剧源流概述”一文，因此无暇赴会。在会议结束时，谢彬筹就粤剧的源流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这是他一贯的粤剧史观点，只是这次归纳得更精炼、更深刻。谢彬筹把粤剧的源流概括为：“粤剧是以粤方言演唱梆子、二黄唱腔为主的戏曲剧种。明代成化年间珠江三角洲活跃的戏曲活动孕育了粤剧的种子；于清代雍正年间出现广州土优演唱的‘广腔’；清朝道光年间在外江班与本地班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同治年间因声腔、表演剧目以及艺术活动中呈现鲜明的特色渐趋成熟；20世纪初至30年代经历地方化现代化的过程而获得飞跃的发展。”我认为谢彬筹对粤剧的源流概括得很好，随即发言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

　　2007年12月下旬，莫汝城终于把他的文稿写完了。本来他准备在当月的例会召开时把稿子和他借用的书籍一并交给我的，但由于他当天要参加红线女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活动，只好委托省粤剧院的名演员容剑平把书稿带给我了。莫老为这事还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罗铭恩同志：
　　
　　我收到市文化局的通知，今天上午十时在红线女艺术中心举办电视片《红线女心路之桥》首发式，要我出席。今天这边的例会我只好向你请假了。

　　“粤剧源流概述”我已写出一个底稿，现把文稿及《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一册交容剑平同志带上，请查收。我只写到八十年代初，请你们改正、续完。

　　谨致
敬礼  
　　我拿到莫汝城的稿子后十分欣喜，全稿书写认真、笔划整洁，虽然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剪贴，但看上去仍十分清晰，我计算了一下字数，约15000字。我很快就把稿子复印了几份，分发给正、副主编和顾问谢彬筹阅读。曾石龙适时召开了一个小会，讨论莫老的稿子。谢彬筹在发言中说，莫老的稿子写得很好，对粤剧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客观的分析，观点和论据都站得住脚，目前没有任何人写的关于粤剧史的稿子能达到他的水平。副主编孔庆炎和霍之键也肯定了莫老的稿子是成功的。曾石龙和我在充分肯定莫老的成绩之时，也提了一点建议，就是文稿的导语需要增加一些内容，对粤剧的孕育、形成、成熟、发展时期有一个更清晰的说法。我们提议以谢彬筹在研讨会上的表述为依据，充实和加强导语的内容。这个意见得到了莫老和诸位同仁的认可。

　　于是，与会者趁热打铁，对导语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曾石龙把莫老原先的内容与谢彬筹的表述合二为一，再加上他本人的见解，草拟了一段新的导语，新导语是这样写的：

　　“粤剧是形成于广州地区，流行于广东、广西、香港和澳门，并远播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粤籍华人聚居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其声腔以梆子、二黄为主，兼唱高、昆牌子，民间说唱，小曲杂调。明成化年间广州地区兴尚戏曲之风，外来戏班与本地戏曲活动逐渐结合，孕育了粤剧的种子；清雍正年间出现广州土优演唱的‘广腔’；清道光年间粤剧在外江班与本地班的此消彼长中逐步形成；清同治年间，因声腔、表演、剧目以及艺术活动中呈现鲜明特色而渐趋成熟；20世纪初至30年代经历地方化、现代化的过程，在一系列的变革中得到飞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剧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成为我国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曾石龙把稿子交给莫老，请莫老回去后再斟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由莫老最后改定。散会后，我送莫老到文研所的门口打的，我忽然觉得导语中有一句话不完整，便建议莫老在“清雍正年间出现广州土优演唱的‘广腔’”后面加上一句“为粤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莫老说我的意见有些道理，并说回去后会对稿子作适当修改。

　　两天以后，《粤剧大辞典》又有一个分编举行论证会，莫老前来参加论证会时顺便把修改后的导语带来，这段导语就是成书后印刷出来的那段文字，清晰地表述了粤剧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这时候，莫老的大文章也正式定名为“粤剧的形成与发展”。文章开头的导语对粤剧史作了高度的概括：

　　“粤剧，早期称本地班、广东大戏。是形成于广州地区，流行于广东、广西、香港和澳门，并传播到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华人华侨聚居之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声腔以梆子、二黄为主，兼唱高、昆牌子，民间说唱，小曲杂调。

　　明代成化年间，广州地区民间好尚戏曲，外来班演出频繁，并有众多本地子弟参加演唱，孕育了粤剧的种子。清初出现被称为‘土优’的本地戏班及其演唱的‘广腔’，为粤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清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粤剧在本地班既向外江班吸收、借鉴，又相互竞争中逐步形成；晚清同治光绪之际，粤剧在声腔、表演、剧目等各方面都呈现鲜明特色，艺术渐趋成熟，队伍也日益壮大。20世纪初至30年代，粤剧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过程，向大众化、地方化和现代化有更大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剧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经莫汝城修改后的稿子变得更加严谨、完善、客观，也更具有科学性了。至于莫老没有撰写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粤剧发展状况，最后由我和曾石龙共同完成，这一章节的文字共3千字，与莫汝城的文章连接起来共1万8千字。这算是对粤剧界有一个交代了。
 
　　《粤剧大辞典》编辑部为了尊重莫汝城的劳动成果，曾考虑“粤剧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作为署名文章，署上莫汝城的名字；或者在署名时作如下的处理：“粤剧大辞典编辑部  莫汝城执笔”。莫老起初并没有太大的异议。

　　可是到即将定稿的时候，曾石龙发现文稿的第四部分写到有关专家学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的评价时，似乎对粤剧的殖民地化批评得严重了一些，特别是其中提到不少剧本“充分表现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腐蚀性”略显过火，担心引述这样的言论会给粤剧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于是，在征求了编辑部诸位同仁的意见后，把莫老的下述引文删掉了：

　　“……欧阳予倩认为‘从民国初年以来，三十多年当中所产生的一大批剧本，其中除少数比较规矩的之外，大多数是荒谬离奇，有的甚至于腐败堕落，恶劣不堪，充分表现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腐蚀性。’”（《谈粤剧》）梁沛锦也说：“新编剧本，无可否认较多流于离奇怪诞，荒唐不经，情节犯驳，桥段粗劣，更有陷于卖弄色情，肉麻笑料等毛病。笔者在编整此期曾演剧目近二千个，并藏有其中部分约数百种当时广州刊行铅印剧本，阅读过后，对欧阳予倩和易健庵的评论是同意的。（《粤剧研究通论》177页）”

　　由于改动了莫老的文稿，所以我们循例把稿子送回给莫老过目。我由于分工负责“源流”分编的工作，所以此事又落到我的身上。我给莫老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编辑部这样做主要是避免读者对粤剧产生过多的误解，而且文稿中已保留了作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中存在的不良现象的表述，所以即使删掉某些评论也不会影响文稿的客观性。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2008年6月下旬。

　　过了几天，莫老就给我写了回信，他显然对编辑部的做法持有异议，但考虑到这件事是编辑部多数成员决定的，因此只好顾全大局，服从编辑部的决定；但对于文章署他的姓名，他则表示反对。莫老的回信如下：
 
罗铭恩同志：

　　尊札并打印文稿均收到，有关问题，敬答如下：

　　一、这篇文稿，我原是接受编辑部的委托，提供史料，组织成文，为《粤剧源流概述》写个初稿。既然是代编辑部起草的文稿，编辑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修改。对此，我没有异议。

　　二、这篇文稿，我一开始就没有作为署名文章去写。如果是署名文章我必然要鲜明地表达我的观点：对粤剧殖民地化的批判更加激烈；对周扬的批评更加肯定。我一直不同意作为我的署名文章，不是谦虚，而是观点和信念的坚持。敬希编辑部诸位同志多多谅解。

　　谨致
敬礼  
　　不久，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谢彬筹，请他出面劝说一下他的老友兼“拍档”莫汝城，在文章的署名上还是采用“粤剧大辞典编辑部 莫汝城执笔”的办法比较好。谢彬筹笑着对我说：老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任何人也无法使莫老“回头是岸”的了。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莫汝城与杨子静、林仙根合作创编了名剧《搜书院》，该剧历演不衰，受到广大戏迷的喜爱。20世纪70年代末期，粉碎“四人帮”后，粤剧界决定重排《搜书院》；当时的一位粤剧老倌认为自己饰演的男主角的唱段少，要求增加一首词曲，使男主角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但莫汝城坚持认为，增加一首词曲是多余的，那样做就是“画蛇添足”，说什么也不肯再写一首。但后来另一位仁兄为了照顾大老倌的面子，结果还是新写了一首词曲加到剧中。这事使莫汝城很恼火，他决定从此不再写剧本，改为研究粤剧史去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感慨万千，大凡艺术家都是很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不是艺术家。莫汝城由于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家，所以他的个性特别强。重排《搜书院》的一首词曲，使粤剧界少了一位名编剧，但却多了一位粤剧史专家，有失也有得，有减也有加，这就是天地轮回的规律吧！

　　编辑部决定尊重莫老的意见，在“粤剧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只署上“《粤剧大辞典》编辑部”的名字。尽管文章上没有莫汝城的署名，但很多人都知道，这部《粤剧大辞典》的开篇之作，也是全书的重头文章，主要出自于莫汝城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