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改革的瑰丽画卷——再评大型现代粤剧《土缘》

        编者按：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恰逢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18年前，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和广州粤剧团主创人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农村实际，花了三年时间创作了反映我国南方农村改革的大型现代粤剧《土缘》，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今天我们把粤剧评论《南方农村改革的瑰丽画卷》刊载于此，目的是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朝着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勇往直前。

 

        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与广州粤剧一团共同创作的大型现代粤剧《土缘》曾获中宣部2000度“五个一工程”奖。该剧生动地展现了珠江三角洲农村在开放改革中的深刻变化，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缘分，农民与农民之间的情缘，展现了南方农村开放改革的美丽画卷，印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与伟大。粤剧《土缘》还曾在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上夺得多个奖项，荣获中国曹禺戏剧奖、剧目奖、优秀表演主角奖、优秀表演配角奖、优秀音乐唱腔设计奖。广大观众对《土缘》给予了很高评价，说这是一出关注当代农村生活、彰显开放改革成果的好戏。

 

聚焦之一：时代特征与历史责任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河西村农民，在女青年阿凤的带领下，战胜各种困难，终于在家乡的千亩河滩上挂起了“河西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新一代农村青年阿凤、阿贵进城打工，本来已经闯开一条门路，但由于对土地的眷恋，却又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毅然回乡竞价投标承包荒地。阿贵的父亲对他们的行为不理解，极力反对他们回乡务农；而河东的农民出身的老板又仗着自己的资金充足，与他们在一河两岸展开了角逐。
 

        帷幕一拉开，河西村的村头就出现一番热闹景象，三五成群的村民聚焦在村头上，参与土地竞标活动。河西村一块300亩的河滩地，因被废弃而成为一片荒滩，如今村委会出价招标找人承包，看谁能中标获胜。河东村的刘大发过河挑战，他看不起河西村村民的实力，认为他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投标。因而他在投标时只出价八万八千八百八毛八；而刚从城里赶回来的阿凤、阿贵却出人意料地出价九万九千九百九毛九，结果阿凤、阿贵中标，刘大发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剧目正是以珠三角农村的改革为背景，围绕着公开进行土地投标事件引发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新时期珠三角农村的现代生活画卷。剧目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农村新兴的土地招标模式，意味着中国农村正展开新一轮的土地革命。农民从开放改革初期的大量涌入城市掘金到后来的主动从城市返乡创业，说明了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他们对农村土地产生了一种新的眷恋，这种眷恋与往日的依赖土地不同，往日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循规蹈矩，碌碌无为，而今天他们是要开拓创业，以现代竞争意识彻底改变农村面貌，打造出美丽富饶的现代新农村。这就是新型农民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新型模式。
 

        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饰演的女主角阿凤，是珠三角新一代农民的杰出代表，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青年，她在城市中掌握了知识、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开阔了眼界之后，产生了要把家乡建设得像城市一样美好的念头。于是，她辞掉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的土地上，投标承包了300亩荒地，决心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阿凤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开创一番事业，干出一番骄人的业绩。经过在家乡经历的风风雨雨，她深刻地领悟到“原来梦在故乡中”。梦想是一个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一个人的理想追求，梦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的化身，也是一个人自信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梦想，那就等于失去了自信。当然，梦想并非凭空就能实现的，它需要艰苦的努力、奋勇的拼搏、科学的头脑。的确，阿凤在创业中没有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她身处的是世纪之交的南粤农村，面对的是变化万千的现代农业生产，不可避免要面临科技、信息、资源、人才的竞争。面对新的生产力的挑战，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她的梦想落空。终于，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现代竞争意识，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资本、获得了人才、获得了成功。在阿凤的身上，闪耀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光彩；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文化观念、新的竞争意识、新的生活方式在阿凤的身上折射出灿烂的光辉。
 

        值得称道的是，面对着新一轮土地的革命如此重大的农村改革和风起云涌的时代，剧目并没有正面去表现这一重大事件的本身，而是把事件作为背景去交代，让人物走到前台上来，让品格各异的人物在一条村的变革中登台亮相。作品精心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成功塑造了以阿凤为代表的两代农民的形象，特别是阿凤和刘大发两位青年农民的新形象。同时对阿贵、算盘叔、三叔公、阿富等老中青农民的形象也作了活灵活现的雕刻。
 

        这是时代特征与历史责任在一条村庄的彰显。

 

聚焦之二：地域特色与乡村风情

 

        在天幕下，舞台上，处处展现珠江三角洲的田园风光：
 

        平缓的土地，纵横交错的河汊，一条条农艇在河流中穿梭，农艇上传来极具珠三角特色的歌谣。
 

        一块块桑田长满绿色的桑叶，一排排香蕉树伸出宽大的蕉叶，一片片蔗林从近处向远方延伸，构成一幅黄、绿交错的图画。
 

        在华盖如伞的大榕树下，村民们拿着葵叶扇子，在大榕树下乘凉、煽风，孩子们围绕着大榕树追逐、嬉戏。
 

        入夜，在美丽的河堤边，剧中的青年男女主角在漫步谈情，他们的头顶上星星闪烁，在群星簇拥中有一轮弯弯的月亮。这时，幕后响起了南方人耳熟能详的广东民谣《月光光》，整个舞台画面极具诗情画意。
 

        粤剧《土缘》在台词的运用上，也尽量体现地方特色，除了注意一定的文学色彩外，还充分使用粤语地区的谐趣方言，比如刘大发显示自己富有时，说自己拿几十万元出来搞养殖只是“湿湿碎”；算盘叔跟别人斗嘴时，被气得“眼碌碌”；村民们的收入增加，口袋里的钱多起来时，就说自己的荷包“涨卜卜”。当然，为了让不懂粤语方言的观众也能看懂剧情，舞台的两侧会打出普通话字幕。
 

        在剧情的安排上，为了尽量体现珠三角农村的特点，创作人员对剧本作了三次大的修改，起初写阿凤带领村民们种稻谷，眼看即将丰收，却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一场暴风雨袭来，洪水把河滩地淹没了，风雨把和稻全打倒了。舞台上出现了阿凤领着村民们与暴风雨搏斗的场面，但还是阻挠不了自然灾害的凶猛，他们逃脱不了禾田被摧毁的命运。随后，剧情又表现了阿凤等人振作精神，不畏艰难，重新筑堤护田，开始新的征程。这样的剧情编排，虽然有惊险刺激的场面，但落入了俗套，显然不尽人意，而且缺乏珠三角农村的特色。后来，剧作者根据大家的意见，把剧情改成养殖鳗鱼过程中展开了一场较量，初期由于缺乏科学方法和足够的经验，在养殖出大量鳗鱼后，遇到市场价格暴跌，鳗鱼卖不出去死掉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阿凤等人并没有一厥不振，而是知难而上，学习和掌握了科学方法，使养殖业获得大丰收，卖出好价钱。笔者之所以说修改后的剧情有了珠三角农村的特色，是因为养鱼虾向来是这一带农村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大量的鱼塘正是养殖鱼类的天然宝库，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鳗鱼养殖业在广东地区甚为兴旺，尽管价格有起有伏，但总体来说，是价钱不菲的热门货。这样一修改，地域特色就显现出来了，一般化的套路就消失了。
 

        我们说《土缘》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还在于它非常符合开放改革以后广东省的省情、珠三角农村的乡情。广东南部农村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得开放改革风气之先，农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和空前的解放，一批批农民脱离田地去从事非农业项目的生产经营，有的去搞运输业，有的去搞房地产，有的去经营皮革，有的办起了电子产品加工厂。这种被称之为“洗脚上田”的现象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景象。但这种转型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新问题，本地的农民不下田种地，而是雇用北方来的农民工下地耕种，大量农田改作别用，致使农村的耕地越来越少，小洋房和厂房越来越多，一些荒废的土地也没有人开垦。而那些靠“洗脚上田”发财致富的农民对农业生产却疏远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凤和阿贵放弃了在城里打工的优越条件，回到农村重操农业生产的旧业，并把这种旧业开拓成新业，这正是珠三角新一代农民的真实写照，是他们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所在。因而《土缘》一搬上舞台，就给人一种情真意切、质朴感人、脱俗清新、乡情浓郁的感觉。

这正是地域特色与乡情风情充分体现的结果。

 

聚焦之三：人物性格与人物形象

 

        粤剧《土缘》成功塑造了开放改革后南粤农村新老两代人的形象，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民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战胜了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下的旧观念、旧的生产模式，描绘出一幅珠三角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美丽画卷。
 

        在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中，有思想敏锐、勇于开拓的阿凤，有腰缠万贯、性格爽直的刘大发，有追求人生目标、但往往犹豫不前的阿贵，有处事老到、但总爱打个人小算盘的算盘叔，有豁达开朗、风趣幽默的三叔公，有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阿富，还有一群与阿凤同甘苦、共进退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围绕着土地承包、创新农业等事件展开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新一代农民的事业观、爱情观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发生了碰撞、交融，人际间曲折的心路历程最后引至相互间心灵的沟通。
 

        阿凤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志气的农村女青年，她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而离开农村到城里务工，在眼界开阔以后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农村承包土地，城里的新文化观念和新的生活形态对她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她正是带着这种新观念回到农村追求人生目标的。阿凤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在投标承包河滩荒地时，凭着自己的智慧报出一个最恰当的价钱，结果稳操胜券，战胜了财大气粗的农民老板刘大发，一举夺得河滩地承包权，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阿凤也是一个意志坚强、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人，她在实施第一个创业计划时，由于经验不足和缺乏科学知识，致使计划遭到失败。她知道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坚信“失败乃成功之母”，决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失败中淘取第一桶金。为此，她一方面虚心听取竞争对手刘大发的意见，一方面征集农科专家的高招，终于使第一个计划的实施走上了正轨。
 

        阿凤还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面对阿贵和刘大发两位男子的追求，她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阿贵为人坦诚真挚，但也染上了他父亲算盘叔的缺点，观念陈旧思想狭隘，对新事物不容易接受，阿凤常常为此感到苦恼。刘大发性格开朗但文化品位不高，言谈举止往往令人啼笑皆非。阿凤对两人都进行过批评和帮助，鼓励两人跟上新时代的脚步。剧目在表现阿凤和两位追求者的关系方面，作了几次改动，都是围绕着阿凤最后跟谁许订终身来安排故事情节。作者最后一稿似乎仍在各种选择之间徘徊，阿凤到剧终时似乎仍未明确名花的归属，两位追求者似乎仍在竞争之中。北京的一位专家认为，阿凤在资金和技术上可以求助刘大发，但在感情上不应托付于他，如果能写出刘大发在与阿凤较量一番后，明白到他无法去征服阿凤，从而对她更加敬重，可能会对人物的塑造更有利些。而剧作家则认为，还是把悬念留给观众去猜想更好些，不需要每出戏在爱情上都有一个完整的结局。笔者认为，不管怎样安排人物之间的关系，剧目在表现阿凤的感情世界方面，在恋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融合上，还是能够留给观众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而作为阿凤的扮演者倪惠英，其良好的艺术素养使她充分演绎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人物的感情生活，使观众觉得阿凤这个人物亲切可爱、真实可信。
 

        《土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刘大发，也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刘大发与一般的农村青年不同，他是一个靠饮“头啖汤”、大胆搞各种经营而发财致富的人，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经常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因而对城市的浪漫生活也知之甚多，并且对浪漫的求婚方式兴趣盎然。刘大发可说得上是一个土洋结合的人，在剧目里是一个颇具特色的角色。刘大发的一个可爱之处是，他在爱情的追逐中大胆地引入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法则，他提出的“既然土地可以投标，为什么爱情就不能投标”的看法，令人觉得他可笑又可爱。他为了向阿凤表达自己为了爱可以牺牲一切的真心，竟然跳到水中打捞水中花，其实他明知水中花是岸上花的倒影，与猴子在水中捞月一样可笑，但他还是要跳到水中表演一番，这就显示出其性格可爱的一面。刘大发的另一个可爱之处是，他不仅仅作为一个笑料人物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而存在，他是一个熟悉市场行情、掌握大量市场信息的人，他曾经劝说阿凤从市场实际出发，把养鳗鱼改成养虾，既可缩短生产周期，又可减少养殖风险。但阿凤没有言听计从，结果酿成重大损失。这就证明刘大发的致富之道不是靠碰运气得来的，而是靠准确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手段得来的。从而显示了他之所以敢于追求阿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而非乱追一气。
 

        鲜明的人物性格使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聚焦之四：艺术手法与戏曲创新

 

        倪惠英在谈到原创剧《土缘》的创作理念时说，戏曲要跟上时代，就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开放改革的成果，因此就需要演现代戏，粤剧也不能例外；可惜，人们在观念上曾陷入误区，以为现代戏就是宣传戏、政策戏，其创作模式就是配合中心任务，图解政策；这样，虽然紧跟形势了，但多属应景之作，人物概念化，表演手法单调。另一方面，与话剧不同，戏曲不是直接表现生活的，而是既表现生活，又有意识地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是生活的写意、夸张和升华，以一种形式美（戏曲程式）去反映生活的。观众对古代戏曲已形成了一种审美定势，很多现代戏就因为未能发挥戏曲特点，令观众觉得索然无味。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使观众在现代戏中欣赏到优美的戏曲艺术。
 

        粤剧《土缘》在艺术手法上正是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的。剧作家梁郁南、欧阳明担任《土缘》的剧本创作；导演王佳纳、余汉东执导《土缘》的整台剧目，作曲家卜灿荣担任音乐设计。他们无论在剧本创作和二度创作中都十分注重把戏曲特点和现代生活特点结合起来，让整台戏充满欢快明朗、积极乐观、戏曲元素浓郁的特点。当然，在强调现代戏要有戏曲元素时，我们也不能把古老的戏曲程式和曲牌唱腔全盘照搬，而是要按照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让古老的戏曲跟上现代生活的节奏，使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不觉得冗长拖沓。
 

        综观粤剧《土缘》的艺术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活化，二是戏曲化，三是喜剧化。在生活化方面，无论是生活场景的设置，还是人物的道白、唱词，主创人员都有意识地追求自然、朴实的生活语言，避免标语式的豪言壮语；在舞美、音乐等方面也尽力展现珠三角的特色，舞台背景充满珠三角纤秀明丽的乡村风情，布景简洁精炼，风格清新淡雅；适当加插的集体舞、双人舞吸收了现代歌舞的特色，小场景“挑鱼灯”和“湖边谈情”很有生活情调；音乐设计师巧妙地以广东民谣《月光光》作为主旋律，在剧中反复出现，唱腔设计流畅优美，令观众如同置身在乐韵悠扬的良辰美景中。总之，整台剧目洋溢着现代南粤农村的生活气息。
 

        “以歌舞演故事”是戏曲艺术的本体特征，《土缘》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主创人员努力寻找现代生活中适合戏曲表演的元素，借以充分发挥戏曲的特长，尽量在戏曲化方面做得好一些。在“阿凤敬酒”这段戏中，阿凤与算盘叔边念边做、边唱边舞，非常和谐，非常风趣，很好地演绎了戏曲化的东西；饰演阿凤的倪惠英和饰演阿贵的梁耀安，均是梅花奖得主，他们的优美声线和表演技巧，使整台戏生色不少。特别是倪惠英收放自如的曲声、声情并茂的演艺，使观众得到一种完美的艺术享受，很多观众是慕倪惠英之名来观看演出的，观看之后他们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
 

        在喜剧化方面，主创人员也作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土缘》起初是作为正剧来编演的，但观看后觉得太严肃，神经绷得太紧，观赏性不强。主创人员经过讨论后认为，重大题材的表现也可以用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形式来表现，那就是轻喜剧。于是，他们把正剧改为轻喜剧，增加了喜剧色彩，剧目的观赏性也大大加强了。如第二场戏算盘叔本来激烈反对儿子阿贵和阿凤高价承包河滩地，但阿凤拿来一瓶好酒，算盘叔的气顿时消了，这一尖锐矛盾就在一瓶酒的笑声中化解了；第三场戏刘大发为了表示对阿凤深深的爱，竟奋身一跳跳落鱼塘，用双手去打捞“水中花”，结果捞了个“一场空”；第五场戏算盘叔赌气要上吊寻死，80多岁的三叔公不但不劝阻，反而给他搬来凳子，对他的寻死行为进行讽刺与调侃，等等。上述这些喜剧色彩，不但没有削弱《土缘》表现重大题材的力度，反而增加了剧目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了观赏性、娱乐性、教育性。

 

聚焦之五：群众基础与舞台效应

 

        倪惠英作为广州粤剧一团团长，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从农村中来，在城市的艺坛上成长、飞跃，又回到农村中去，为农民送上一出出好戏。在城市粤剧不大景气的10多年间，正是农村市场使粤剧有了生存的空间，每年的春班演出，珠三角的农民热热闹闹地迎接省、市粤剧大班前去唱戏，宽阔的露天剧场挤满了看戏的农民群众。倪惠英早已下决心创作一出反映珠三角农村开放改革的粤剧现代戏。为此，她多次带领主创人员深入到农村中去，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情缘，捕捉农民在开放改革中建设新农村最本质的牵挂。于是，一出反映当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的原创粤剧在花了3年时间之后，终于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观众面前。
 

起初，珠三角的农民群众听到广州粤剧一团要下乡演《土缘》，都认为现代戏难以吸引眼球。倪惠英每到一地联系演出时，对方都说还是演古装戏的好，演现代戏恐怕没有多少观众。倪惠英花费了很多口舌说服对方，对方才答应古装戏、现代代轮换着演。下乡演出之前，剧团有些同志也担心现代戏的效果到底行不行？倪惠英却相信，现代戏虽然不似古装戏那样能充分发挥戏曲本体长处，但却能够比传统戏曲更广泛地接纳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艺术因素，像《土缘》这样写农村开放改革的人和事的剧目，观众看起来一定会感到亲切，演出效果一定会好。
 

        《土缘》先后到了广东的顺德、番禺、东莞、高明、中山、花都等农村演出，结果演出效果出奇的好，现场反映十分热烈，戏中活生生的人物好像就是农民群众生活中的人。有些观众竟然对号入座，说村里的某某人就像刘大发，某某人就像算盘叔，而戏中的女主角阿凤就是某某人的女儿。在一些地方，观众看完演出后还冲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切磋，认为阿凤应该嫁给刘大发，刘大发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些人认为阿贵不应该表现得那么软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慨，做事敢作敢为，以强硬的姿态迎接刘大发的挑战。花都的一位农民兄弟说得倒也实在，他拉着演员的手说：“哎呀，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演出呢，早点来我的鳗鱼生意就不会赔本了！”在顺德，由于观众现场反应热烈，邀请方在演出未结束时就走上后台要求剧团加场。东莞常平镇听到风声，也主动前来剧团团址邀请他们前去演出。
 

        《土缘》之所以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代珠三角农民的生活实际，直面开放改革的新问题，表达了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谊，展现了他们对开放改革的信赖和对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