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红豆】从对神话戏的批评谈如何评戏

粤剧《金稻传奇》

一、神话戏是否值得评论

最近，我重温了由年近九旬的资深老编剧李悦强执笔、一级演员梁钰担纲主演的大型古装粤剧《金稻传奇》。时隔数年，这部曾获得广东省艺术节受邀演出、中国（广州）演出经纪人大会剧目金奖的神话剧，在艺术感染力上仍然给予我很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作为少有的获得全省头部演出经纪人认同及推介的神话题材剧目，它如何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市场期许和渠道资源，也引起了我对神话题材剧目的再度思索。

《金稻传奇》首演时，曾有评论认为，女主角石花最后化为石人，又变为石花仙子，一步登仙，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当时我曾撰文予以反驳，认为这样写，并非源于真实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可以说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让石花因其舍生取义的精神而如同龙母、关公般受万世景仰。如果观众有足够充沛的感动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为何不能允许这种想象和情感的投射呢？这种由情感推动下的对于理想形象的投射，仍然是一种真实且值得珍惜的人性，是一种属于戏曲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戏剧创作中，不是说一个人物在最后阶段变成神，她就一定是人们心目中的神，而是这个人物形象的确打动了人们的内心。与其说是观众膜拜她，不如说是她达到了观众所要膜拜的程度。这跟才子佳人戏中的情况是一样的：编剧塑造的女性形象太过成功，会让观众有拜倒在石榴裙下之感；刻画的丑陋形象太过逼真，让人产生一枪崩了他的冲动。如果我们将对待神改为一种尊敬、膜拜的心理，那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单纯只看其结果，而不看其戏剧化营造的过程，那就不是戏了，也违背了人性的自然流露，反而矫情了。

回看《金稻传奇》，这出戏如果截头截尾，去掉神话部分，情节上也是完整的。因为整个戏不会因为神的出现或隐没而动摇叙事、改变情节曲线，相反，戏剧冲突完全是由这些普通人人力所为、人格所致，最后达至所成，只是这种人力所造影响深远、人格所为感天动地，令人佩服、令人敬爱、令人难忘，要造神像（人像）以顶礼膜拜，要流传千古，让万代记取。也就是说，先有人、有戏，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继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永恒激荡与留存。

因此，在实际写作中，李悦强设置的序幕并非神话世界，而是梦境。神话更多的是强调外来神权的主宰，而梦境则是人内心欲望的外化，两者有着本质区别。《金稻传奇》由皇帝梦见仙女、追逐仙女开始，这是梦，是人性范围。虽然梦见的是仙，但只是蜻蜓点水，在人性欲望之上渲染了一层淡淡的神话色彩，饶有趣味。作为古装戏，在一人高高在上、万人匍匐在下的人权卑贱的社会形态里，这种由帝王的神经质和私欲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并没有离开大众心理的范围，而且还有一定野史基础，在民间文学里尤为常见，不足为怪。《金稻传奇》便是这样从人性深处写起，逐渐外化和上升到一种现实层面的冲突，最后再提升到精神层面的。

此外，过往的神话戏，一般描述蕴含神性的主要人物，大多从其早年异常的相貌、性格、出身等写起，也就是说颇有些神怪的意味，如包公的月牙、关公的枣红脸、钟无艳的阴阳脸等。但无论是悦城龙母还是石花仙子，其行当只是旦，而且不开面，所以只是普普通通的渔女和乡村女子的形象。这样做，仿佛更能体现该剧的追求，并非简单地演绎神话。

当然，在序幕中，作者和《水浒》《三国》《红楼》等作者的想法相似，也点出了某种天命的预兆，大概也是受到了民间传奇文学或者佛教演化故事的影响。但如上所论，似乎也没有说有所定论，没有形成必然的推理，更多的只是埋下伏笔、增加悬念，在传奇剧写法上也属常见，主要用于增强神话剧特有的神秘朦胧色彩。

艺术总是贴近生活又超出生活，所以免不了有俗雅之辩，但其实如果将贴近为俗、超越为雅，则俗雅也不过是一种手法，比较极端的是恶俗与高雅相结合的较为特立独行的手法，如徐渭、怀素、红楼乃至金瓶，现代的如荒诞派戏剧等。但无论如何，只有艺术之美才是终极的追求，万不可取其一端，或断章取义。

因此，至于说神话戏是否需要价值观的评判，好不好或对不对，似乎颇难定论。如佛教故事通过割肉喂母、烹肉侍君来表达某种人爱到极致时的牺牲精神，我觉得在特定环境和人生境遇中，并非不可想象，甚至也可以是感人的。但也只是对这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人生境遇而言，如果要扩散为一种无条件舍己的博爱精神，推己及人，要所有人都要遵从，恐怕是有些过分的要求了。但这两点极不容易说清。因为观众是千差万别的，尤其是神灵在地、神思缠绕的旧时代，神话传说、道佛思想可以说是近乎基本的文化素养、心理积淀。如果是没有这种人生经历的人，会觉得恐怖，如果是过分冷静的人，会觉得煽情，如果是熟悉民间传统艺术的人，容易感同身受，如果是只看现代小说的人，则避之不及。要说对错，本也没有。但非要说出好坏与对错，非要修改得人人满意，则容易偏颇。哪怕是《梁祝》的故事结局，今天看来也是俗的，鸳鸯蝴蝶不外如是，但其过程不俗，于是连结果都可以焕发光彩。众人皆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也很俗，但为什么还是可以作为经典呢？是不是悲剧结局就是好的呢？也不能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果剧情仅仅是通过套路获取泪点较低的观众的眼泪，那也不是好的戏。一出好戏，它必定是充满了人性的冲突，连泪点较高的观众也被打动，也必定是一个表演精彩、技巧非凡，有笑有泪的过程。

由此可见，所谓的神话戏，和其他类型的戏曲一样，既有传统血脉，也有时代印记，还有创作个性，是值得评论家加以评析的。如果将此个案结合粤剧、藏戏、川剧、豫剧等古老剧种中的神话戏加以比较评析，恐怕就更能从比较的异同中体现其美学、戏剧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价值了。

二、戏曲评论的立场何在

过去看戏，但见顾曲周郎街谈巷议，鲜见文人正儿八经地驻足评论，是非成败往往都是由市场的口碑发酵和历史的大浪淘沙来定。但明清时，文人好点评，有诸点评本，“五四”之后，舆论的声音也加入进来，这些声音不同于市场论和历史论，而主要采取个性与理性的结合，科学分析、客观批判的态度，从美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切入，从而产生评论这一行当。看戏就加入了各种各样批评、批判、评论的声音，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俨然也是戏剧戏曲生产链条的一环。

有时，这些声音是很希望能凝结成一种统一的认识和改革的力量，仿佛要和创作者较真一样。但这却很容易违背了当时看戏的初衷，或只为达到一种目的，因而与丰富的内心感受和艺术审美割裂开来。尤其是与某些言论、政见或思潮结合起来分析，则很容易将艺术创作带进这种风波之中，导致了艺术创作跌宕起伏的命运悲剧。当然，当中有一些是对戏曲自身与时代的不适应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为传统戏曲的改革敲响了警钟，但也绝不是以一种主义替代另一种主义那么简单。评论对于戏曲生产来说，最终是福是祸，还得需要戏曲自身来判断，从而使得自身得以适应、吸收、变异和突破。当年薛觉先等推动的“南撞北”，自然也处于这种评论环境的包围中，其突出重围杀出血路，形成了一种现代粤剧的样式，也是极为不易的。

今天我们所说的“主旋律”创作评奖产生的作品，之所以往往不尽理想，其核心问题也在于此：如果创作面对的是一批整齐划一的评判者，会是什么结果？但这也不是说评论家的审美感受缺乏情感的共鸣或真实感的震撼，只是说这种感受因其是相当私密、丰富而难以言说的，如果要将现场感受在短时间内抽象为社会化语言（即便是诗化语言）加以表达，或者说过早地使用理性思维加以抽象概括，无论最后的表达如何高妙，也会有所失色失真。因此在看新戏的过程中，评论者其实很少会现场交流“发表高论”，而更多的是在观后数日乃至数月，待深思熟虑后提笔展纸写下个人对该剧的评述，这其实是审美感受在酝酿发酵过程中升华至审美理性表达的方式。

过去对大多数文武老戏的评论，大多是在一个统一的评价系统内。由于创作人员、剧本风格相对固定，难脱窠臼，仅以排场而论，十分单调，所以使得角儿的浑身解数反而成为评论的主要对象，各流各派的表演体系不断细化、分化、系统化，由此产生各个流派、唱腔、做派，舞台观众席逐渐变成各流派捧角的现场。相比而言，以北方梅兰芳和南方薛觉先、马师曾为代表的创新派，其对新思想、新风气、新手法的重视，使其不像老戏那样有一个统一的艺术审美标准，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私密和具有更多个人声音宽容度的环境，如文人的私伙局、茶居茶座乃至后来的室内戏台、剧院戏台以及像报刊、广播电台等专业戏曲评论平台，有一批高素质的文人加以评述，对其进行加持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时代面貌的改变。

当然，戏曲评论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与纯文学的评论不可等量齐观。戏曲的主要性质和历史轨迹是大众文艺，戏曲舞台在地性的特征应该是所有文艺类别中最突出的，由此决定了戏曲与大众和时代的距离不会很远。这种特性从戏剧戏曲创作之初就已经种下。为何戏剧创作要面临更多的抉择，为何纯文学更容易突破，或许就在于纯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行为，但戏剧创作不同，它是一种集体创作，观众、环境等诸多因素并非促成其创作的外在因素，而是内在因素。因此，就不免天然的带有协调、沟通、达成一致的问题。但如果说把戏剧剧本单独拿出来，不需要舞台，只是作为纯文学来看待，也是不妥。就像将鱼拿出水来饲养，通过高科技手段使其得以存活，然后饲养成一个美丽的动物，但这还是鱼吗？除非是一个没见过鱼的人，一个没在现场看过戏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种叫“鱼”的陆生动物。水之于鱼，正如舞台、演员等其他因素之于戏剧。同时，也是戏剧剧本的来源。

今天的评论与过去的评论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在与新生代交流和承接的过程中，更有话语权的时代主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资源，而传统艺术，由于资源的快速流失，尤其是人才流失，已经无法“人担戏”，好戏无人能演，演不出味儿，自然连带那些程式排场家当配件，统统觉得是老朽物件。当然，这期间，会有好古董者，将这些老物件捡回来，重新拾掇，用新旧法建房铺瓦，名之为新古典。新人们对这些失去权力枷锁的古典传统的兴趣，使得在古典落潮时，还撞击出一些新老编剧、新旧评论相互交杂的浪花。尽管这是一场力量悬殊、输赢立见的对拼，并促使大众对新旧事物的审美包容度进一步提高，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以不同份额、不同角色共同投入到行业、社会生长壮大的进程中，每个时代都是这样迭代推进的。

（本文发表于《南国红豆》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