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粤剧编剧剪影(上)
发布时间:2018-02-26 作者:蔡衍棻 来源:中国粤剧网 点击:
红线女自“文革”以还,每在公众场合提起粤剧时,都例必强调:我们要培养一些真真正正的粤剧编剧家。没有好剧本,再好的演员也出不了好戏。她所以说“真真正正”系指谙熟粤剧编撰格律且具文字功力者。因为粤剧曲调有其独特格律,如果不懂,则最好的话剧、电影编剧家也编不出诵之成文、唱之成曲的粤剧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革”前,粤剧队伍中拥有一批真真正正的编剧家。我骥尾附随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过不深的交往,濡染熏陶,泽惠不浅。他们为人为文,均有若干鲜为人知者,爰记数则,以资谈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革”前,粤剧队伍中拥有一批真真正正的编剧家。我骥尾附随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过不深的交往,濡染熏陶,泽惠不浅。他们为人为文,均有若干鲜为人知者,爰记数则,以资谈助。
耿介强项两夫子
《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是内地人们公认的当代粤剧里程碑的作品,其作者系杨子静和莫汝城。两位都是业界“夫子级”的高手,又同是“硬颈”(倔强)之人。
杨子静为广州人,自小家贫,自学成中小学教师。1943年,30岁的他为马师曾、红线女写就《还我汉江山》而一举成名,开始了三人的长期合作。马红20世纪50年代返穗定居,即指定杨子静为专用编剧,迭出佳章。
杨氏人如其名,人称“静公”,“腹有诗书气自华”但从不张扬外露,谦谦君子之风可掬。自奉俭朴,绝不类梨园中人。他多年租住一间一厅三房的巷陌民居,因人口多而显得迫仄不堪。马师曾、红线女初次到访,见此窘状,即表示不能让“夫子固穷”的状况延续,促其另卜条件较好的新居。马师曾甚至提出让杨搬到他名下的东山宅邸去。但多番劝说,杨却坚辞不就,继续蜗居。直到他因减少开支而将一厅三房分租给他人,其“领土”只余半厅一房也不改初心!穷且益坚,马、红都深为感动。红线女暮年已渐不良于行,每届春节,她极少向别人拜年,但却一定要登门拜望杨子静,执礼甚恭。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某机构邀杨所在的剧团赴港公演,主打剧目中有静公编剧、罗家宝主演的《血溅乌纱》。但开场锣鼓未响,在接风宴上即上演一幕“静公发火,推杯拂袖”的火爆戏。事缘于宴会上菜前,主办方正向座中人派发印刷精美的场刊,别人正言笑晏晏地看着看着,却见杨子静突地脸色一沉,推杯而起,指着场刊上“编剧监督某某”的字样问:“这是什么意思?”对方解释,某某乃当地名气很大的编剧,委他为“编剧监督”,是为了尽量扩大号召力,别无他意。这时,如金刚怒目的杨子静打断了对方的话,说:“我写了几十年戏,到老还要由别人‘监督’?讲得过去么?”又掉头对领队说:“马上送我回广州,我不参加这一次演出活动!”然后拂袖而去。经领导等一再说项,静公仍不肯让步,真的住到亲友家里去,演期结束后才随团返穗。旬日后,在一次同行宴聚时,同侪咸赞:“静公不静,这把火发得好!”他淡淡地说:“如果我忍了这被监督之辱,我杨子静就对不起大家!”
罗家宝、郑培英主演的粤剧《血溅乌纱》剧照 编者配图
那时,香港梨园的个别人对内地同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睇小”(看不起)内地同行。生安白造地搞出个“编剧监督”来“监督”才高德劭的杨子静,即为显例。这就难怪“涵养”甚深的静公“佛都有火”拂袖离席,以示抗议了。
比杨年轻得多的莫汝城也是一位“硬颈佬”,他对艺术创作上的执着,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最经典的一例,更直接改变了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笔墨取向。
80年代初,红线女到香港“劫后亮相”演首本戏《搜书院》。在马、红的演出本里,小生角色的戏份甚少,是次赴港的小生却是名气很大者,有关方面希望在《书房会》一场中,为这个角色增添一些唱段,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莫汝城作为这场戏的原执笔者,却一口回绝了。因为他一向视“因人写曲”乃粤剧陋习,深恶痛绝。为这位初演此角的生角加曲乃是迁就陋习,表示:“要加就让别人加,我决不写一句!”经过几番“驳议”,最后还是由另一编剧去完成了“加曲”,但莫汝城却发誓“今后绝不再写一出戏,不写一句曲”,表示对“因人写曲”的“断交”式的抗议。起初人们还以为是这位夫子的一时之气而已,不能当真的。但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到他离世,都未改此诺。不过,人们也惊叹他的“硬颈”的同时,却又见他笔耕不辍——潜心于粤剧史料的纠讹钩沉,粤剧源流的探寻,粤剧(曲)声腔、流派的特点及变迁等等,著述丰而严谨,积年所得,凡数十万字,多部专著,均成圭臬,为业界所重。20世纪90年代中,“红线女艺术中心”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杂志《红线女艺术研究》,莫是七位编委之一,我也忝列其间,有幸得亲欬唾,对他的学养之深广,印象甚为深刻,常感粤剧编剧中少了他这一支笔,肯定少了若干好作品。但论者谓,莫汝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丰硕的粤剧研究成果分量之重,也堪抵若干的好戏矣!在我看来,他这类研究篇什,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对业界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读本,可读性强,艺人看得懂,与那些连粤语也不懂的专家、学者的“粤剧论文”相较,高下立见,相距何只道里计!
比杨年轻得多的莫汝城也是一位“硬颈佬”,他对艺术创作上的执着,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最经典的一例,更直接改变了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笔墨取向。
80年代初,红线女到香港“劫后亮相”演首本戏《搜书院》。在马、红的演出本里,小生角色的戏份甚少,是次赴港的小生却是名气很大者,有关方面希望在《书房会》一场中,为这个角色增添一些唱段,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莫汝城作为这场戏的原执笔者,却一口回绝了。因为他一向视“因人写曲”乃粤剧陋习,深恶痛绝。为这位初演此角的生角加曲乃是迁就陋习,表示:“要加就让别人加,我决不写一句!”经过几番“驳议”,最后还是由另一编剧去完成了“加曲”,但莫汝城却发誓“今后绝不再写一出戏,不写一句曲”,表示对“因人写曲”的“断交”式的抗议。起初人们还以为是这位夫子的一时之气而已,不能当真的。但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到他离世,都未改此诺。不过,人们也惊叹他的“硬颈”的同时,却又见他笔耕不辍——潜心于粤剧史料的纠讹钩沉,粤剧源流的探寻,粤剧(曲)声腔、流派的特点及变迁等等,著述丰而严谨,积年所得,凡数十万字,多部专著,均成圭臬,为业界所重。20世纪90年代中,“红线女艺术中心”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杂志《红线女艺术研究》,莫是七位编委之一,我也忝列其间,有幸得亲欬唾,对他的学养之深广,印象甚为深刻,常感粤剧编剧中少了他这一支笔,肯定少了若干好作品。但论者谓,莫汝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丰硕的粤剧研究成果分量之重,也堪抵若干的好戏矣!在我看来,他这类研究篇什,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对业界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读本,可读性强,艺人看得懂,与那些连粤语也不懂的专家、学者的“粤剧论文”相较,高下立见,相距何只道里计!
广州粤剧院排演的粤剧《搜书院》剧照 编者配图
(未完待续)
本篇文章首发于《文史纵横》杂志2017年第4期,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