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粤剧编剧剪影（上）
发布时间：2018-02-26 作者：蔡衍棻 来源：中国粤剧网 点击：
红线女自“文革”以还，每在公众场合提起粤剧时，都例必强调：我们要培养一些真真正正的粤剧编剧家。没有好剧本，再好的演员也出不了好戏。她所以说“真真正正”系指谙熟粤剧编撰格律且具文字功力者。因为粤剧曲调有其独特格律，如果不懂，则最好的话剧、电影编剧家也编不出诵之成文、唱之成曲的粤剧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革”前，粤剧队伍中拥有一批真真正正的编剧家。我骥尾附随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过不深的交往，濡染熏陶，泽惠不浅。他们为人为文，均有若干鲜为人知者，爰记数则，以资谈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革”前，粤剧队伍中拥有一批真真正正的编剧家。我骥尾附随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过不深的交往，濡染熏陶，泽惠不浅。他们为人为文，均有若干鲜为人知者，爰记数则，以资谈助。
耿介强项两夫子
《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是内地人们公认的当代粤剧里程碑的作品，其作者系杨子静和莫汝城。两位都是业界“夫子级”的高手，又同是“硬颈”（倔强）之人。
杨子静为广州人，自小家贫，自学成中小学教师。1943年，30岁的他为马师曾、红线女写就《还我汉江山》而一举成名，开始了三人的长期合作。马红20世纪50年代返穗定居，即指定杨子静为专用编剧，迭出佳章。
杨氏人如其名，人称“静公”，“腹有诗书气自华”但从不张扬外露，谦谦君子之风可掬。自奉俭朴，绝不类梨园中人。他多年租住一间一厅三房的巷陌民居，因人口多而显得迫仄不堪。马师曾、红线女初次到访，见此窘状，即表示不能让“夫子固穷”的状况延续，促其另卜条件较好的新居。马师曾甚至提出让杨搬到他名下的东山宅邸去。但多番劝说，杨却坚辞不就，继续蜗居。直到他因减少开支而将一厅三房分租给他人，其“领土”只余半厅一房也不改初心！穷且益坚，马、红都深为感动。红线女暮年已渐不良于行，每届春节，她极少向别人拜年，但却一定要登门拜望杨子静，执礼甚恭。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某机构邀杨所在的剧团赴港公演，主打剧目中有静公编剧、罗家宝主演的《血溅乌纱》。但开场锣鼓未响，在接风宴上即上演一幕“静公发火，推杯拂袖”的火爆戏。事缘于宴会上菜前，主办方正向座中人派发印刷精美的场刊，别人正言笑晏晏地看着看着，却见杨子静突地脸色一沉，推杯而起，指着场刊上“编剧监督某某”的字样问：“这是什么意思？”对方解释，某某乃当地名气很大的编剧，委他为“编剧监督”，是为了尽量扩大号召力，别无他意。这时，如金刚怒目的杨子静打断了对方的话，说：“我写了几十年戏，到老还要由别人‘监督’？讲得过去么？”又掉头对领队说：“马上送我回广州，我不参加这一次演出活动！”然后拂袖而去。经领导等一再说项，静公仍不肯让步，真的住到亲友家里去，演期结束后才随团返穗。旬日后，在一次同行宴聚时，同侪咸赞：“静公不静，这把火发得好！”他淡淡地说：“如果我忍了这被监督之辱，我杨子静就对不起大家！”
罗家宝、郑培英主演的粤剧《血溅乌纱》剧照 编者配图
那时，香港梨园的个别人对内地同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睇小”（看不起）内地同行。生安白造地搞出个“编剧监督”来“监督”才高德劭的杨子静，即为显例。这就难怪“涵养”甚深的静公“佛都有火”拂袖离席，以示抗议了。
比杨年轻得多的莫汝城也是一位“硬颈佬”，他对艺术创作上的执着，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最经典的一例，更直接改变了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笔墨取向。
80年代初，红线女到香港“劫后亮相”演首本戏《搜书院》。在马、红的演出本里，小生角色的戏份甚少，是次赴港的小生却是名气很大者，有关方面希望在《书房会》一场中，为这个角色增添一些唱段，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莫汝城作为这场戏的原执笔者，却一口回绝了。因为他一向视“因人写曲”乃粤剧陋习，深恶痛绝。为这位初演此角的生角加曲乃是迁就陋习，表示：“要加就让别人加，我决不写一句！”经过几番“驳议”，最后还是由另一编剧去完成了“加曲”，但莫汝城却发誓“今后绝不再写一出戏，不写一句曲”，表示对“因人写曲”的“断交”式的抗议。起初人们还以为是这位夫子的一时之气而已，不能当真的。但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到他离世，都未改此诺。不过，人们也惊叹他的“硬颈”的同时，却又见他笔耕不辍——潜心于粤剧史料的纠讹钩沉，粤剧源流的探寻，粤剧（曲）声腔、流派的特点及变迁等等，著述丰而严谨，积年所得，凡数十万字，多部专著，均成圭臬，为业界所重。20世纪90年代中，“红线女艺术中心”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杂志《红线女艺术研究》，莫是七位编委之一，我也忝列其间，有幸得亲欬唾，对他的学养之深广，印象甚为深刻，常感粤剧编剧中少了他这一支笔，肯定少了若干好作品。但论者谓，莫汝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丰硕的粤剧研究成果分量之重，也堪抵若干的好戏矣！在我看来，他这类研究篇什，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对业界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读本，可读性强，艺人看得懂，与那些连粤语也不懂的专家、学者的“粤剧论文”相较，高下立见，相距何只道里计！
比杨年轻得多的莫汝城也是一位“硬颈佬”，他对艺术创作上的执着，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最经典的一例，更直接改变了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笔墨取向。
80年代初，红线女到香港“劫后亮相”演首本戏《搜书院》。在马、红的演出本里，小生角色的戏份甚少，是次赴港的小生却是名气很大者，有关方面希望在《书房会》一场中，为这个角色增添一些唱段，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莫汝城作为这场戏的原执笔者，却一口回绝了。因为他一向视“因人写曲”乃粤剧陋习，深恶痛绝。为这位初演此角的生角加曲乃是迁就陋习，表示：“要加就让别人加，我决不写一句！”经过几番“驳议”，最后还是由另一编剧去完成了“加曲”，但莫汝城却发誓“今后绝不再写一出戏，不写一句曲”，表示对“因人写曲”的“断交”式的抗议。起初人们还以为是这位夫子的一时之气而已，不能当真的。但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到他离世，都未改此诺。不过，人们也惊叹他的“硬颈”的同时，却又见他笔耕不辍——潜心于粤剧史料的纠讹钩沉，粤剧源流的探寻，粤剧（曲）声腔、流派的特点及变迁等等，著述丰而严谨，积年所得，凡数十万字，多部专著，均成圭臬，为业界所重。20世纪90年代中，“红线女艺术中心”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杂志《红线女艺术研究》，莫是七位编委之一，我也忝列其间，有幸得亲欬唾，对他的学养之深广，印象甚为深刻，常感粤剧编剧中少了他这一支笔，肯定少了若干好作品。但论者谓，莫汝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丰硕的粤剧研究成果分量之重，也堪抵若干的好戏矣！在我看来，他这类研究篇什，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对业界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读本，可读性强，艺人看得懂，与那些连粤语也不懂的专家、学者的“粤剧论文”相较，高下立见，相距何只道里计！
广州粤剧院排演的粤剧《搜书院》剧照 编者配图
（未完待续）
本篇文章首发于《文史纵横》杂志2017年第4期，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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