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下的生民之痛（上）
发布时间：2017-05-08 作者：詹倩倩 来源：中国粤剧网 点击：
3月27日正值世界戏剧日，我在广州看了取材自蒲松龄《促织》的新编粤剧《梅花翘》，在这里谈谈我的体会。
粤剧《梅花翘》剧照
该剧讲述了少年天子喜欢斗蟋蟀，书生成名因坐死天子的蟋蟀，丢了功名无奈回乡，却遭到县令的迫害，儿子成亮为使父亲免除重罚，到地保家中夺回被抢走的蟋蟀，后被地保打死，死后化作蟋蟀“梅花翘”，被皇帝带入宫中。得知真相的成名执意变成蟋蟀，救子回魂。妻子张喜凤将他带入皇宫，与皇帝设下赌局，然而，皇帝却失信不肯放他们回家。走投无路的张喜凤悲愤地使出魔法，天崩地坼，天子最终幡然醒悟。成名一家团圆剧终。
诗文随世运 无日不趋新
比较一下原著《促织》，《梅花翘》进行了多处改编。在剧情上，首先，原著中成名是受里胥陷害而家贫。此剧中则改为成名坐死天子蟋蟀，功名被免，被迫寻虫。其次，原著中成亮由于不慎弄死占卜得来的蟋蟀而心生恐惧，便投井而死。此剧中他则是为了争夺被抢走的蟋蟀，而被赖地保打死，弃尸井中。第三，小说中成名最后因献虫有功，而得荣华富贵。该剧则通过成名之妻喜凤在悲愤中施法，终使皇帝醒悟，成名一家也终得团圆。这三处剧情上的改编极强地展现了戏剧的冲突性，“坐死蟋蟀”这一场将矛头直指统治阶级的昏庸，也将君民之间的矛盾突出化。成亮被赖地保仗死“以命还虫”的设置强化了豪强和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更增加了黑暗社会中悲剧的荒诞性。最终章的改编似乎也是一个曲终奏雅的模式化设定，但喜凤施法这一幕带有强烈的戏剧性，一方面，这是矛盾升华到极点时老百姓被逼梁山的抉择；另一方面，这一悲剧的对象是一位夫死子丧、身怀六甲的年轻妇人，在古代男权和君权社会下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挽救国乱家败的局面。此中所喻不得不让观者深省。
而在人物形象上，此剧的改编是人物极富感染力。破除原作中只有大环境的讽喻，纵然有小细节的刻画，却多是展现社会大背景下个人的悲哀与不自主。首先是成名，原著中他是个为人迂讷、屡试不中的老实人。被陷害后，薄产累尽，忧闷欲死。几次得虫、失虫、丧子、得子、终得富贵的一系列境遇中，他始终都是一个被动者。而在此剧中，他极大程度地展现了他作为孔门书生的社会道义宣导人的形象。从御花园谏君、诗讽庸官、坟边教子、献虫劝君，成名彰显了他的主动性，形象也更加鲜活。同时也使观众思考，这样一个积极进取、满腔才华的书生，在那样的社会里却只能走向悲剧，究竟是个人的错误还是社会的悲哀。其次是喜凤，原著中她是一个极为寻常的妇人，也只有一句责怪成亮弄死蟋蟀的咒骂之语。而在此剧中，她作为成亮的继母，却视他如己出。无论是初登场时她识大体、温柔大方的表现，还是之后悲愤之极，依然谨慎冷静、不卑不亢地与皇帝设下赌局，最后更是义正言辞地控诉君王，这些变化充分显示了她在这一系列的遭遇中性格产生的变化。此外，最后复仇章更是将她的烈女特性显现，极具民间色彩和生命力。同时还有天子的形象，原著中提到他只在成名献虫后，提到“上大嘉悦”。并没有表现出是怎样一个帝王。而在剧中，首先呈现的是少年天子贪玩、听信佞臣、不喜政事的形象，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心智不够成熟的帝王。在御花园这场戏中，他一方面深陷卢力士的情感渲染，一方面又纠结于成名的一番劝诫。这种犹豫正体现了他年少心智未开的情状，同时也为后面醒悟埋下伏笔。因此剧中，天子的形象是非常醒目的。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其言行也是左右情节走向的源头。相对于原著中更多地将个人境遇看作是命运的无常，本剧则直接将把握下层人民命脉的关键人物推向幕前，极具揭露性。
无疑，此剧的改编非常有特色，个性鲜明。而无论是剧情的设置还是人物形象的设定，此剧更为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现了三个方面的思考。
朝野欢娱后 乾坤震荡中
御花园应试一幕，成名目睹天子好蟋蟀，甚至到不惜以人命偿蟋蟀的地步，不禁发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忧虑。纵观历代王朝，由于权力集中于天子，因此皇宫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风尚多是自上而下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东观汉记·马廖传》:“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这便是此类影响的夸张演绎。此外更有“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的史实前鉴，道出极权意识影响下的荒诞行径。少年天子只知和宦官、妃子们在御花园中终日嬉戏，更甚者，差点做出以士抵虫的荒唐事。人命不足贵，似乎在他眼中是常态，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生于深宫之中，权集一身，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大概无法体会他人生命的可贵。
极权意识直接反映在戏中赵驴儿因献虫获功直升县令，斗字不识的游民竟然出任朝廷命官，掌一方百姓之生死。这样的用人本就是基于皇帝一人之欢心，无任何对任用官员的才能选拨，更无所谓德行要求。于是得皇帝宠幸的小人变成了人民的父母官，这也不难怪之后的行政中，他无视百姓生死，盲目推行荒唐的政令，且滥用私权，打压反对势力。同样极权意识下，影响民生大计的政令也能仅为了天子一朝游乐而更改，“京郊六县，弃耕捕虫”这一政令直接剥夺了老百姓为生本业。以农为本的社会竟要求弃耕，不得不感慨深宫之中帝王之家失其根本，演出一场“何不食肉糜”的悲哀。于是百业俱废，民不聊生。书生成名自习孔孟，深受儒家为君当爱民的思想影响，无法容忍君王这种陷民于水火之中的行为。然而，在御花园刺圣、衙门劝官、献虫谏君这三场戏中，他三次上谏而不得，不得不说是民本意识在极权意识打压下的脆弱难行。
民本意识的萌芽或许是脆弱的，但极权之下，生之多艰的人民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在这一求生的反思中，人民的意识才开始强大起来。在寻求维护自己的生存的道路中，人民赤手反抗，求取生的希望，也施展出自己的力量。在此剧中，喜凤的反应完整地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起初，她只是一个在家相夫教子，追求幸福安稳的普通妇女。之后与赖地保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在无所依靠之下，她走向与恶势力斗争的勇敢道路。在求助官差这一场戏中，及时展现出她在危急关头涌现的机智。合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这正是充满民间智慧的求生意识表现。在经历了丧子、丧夫的双重悲痛后，喜凤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施展魔法上，由最初的犹豫到最后的决绝，正是她心中的希望一点点被磨灭、悲愤开始填充的历程写照。一个农妇，只身一人来到朝堂之上，要求与天子一决胜负，她的言行举止没有半点畏惧。极权之下，天子不仁，人民开始意识到唯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当皇帝失信毁约，喜凤失去最后的希望，这是对那个极权社会的最后希望。终于，一个农妇让威严辉煌的殿堂瞬间倾塌，这也正象征着民本意识壮大后的扭转乾坤的力量。不可一世的天子对着这种魔法般的民间力量唯有惶恐震撼。最后，喜凤正是依靠这一力量救出自己一家，也让少年天子切实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待续）
（本文作者詹倩倩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转载须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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