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榆：我与粤剧

按：2022年5月12日凌晨，被誉为“新中国粤剧的幕后推手”的著名粤剧导演、编剧林榆在佛山逝世，享年103岁。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曾于2011年 12月4日在顺德碧桂园林宅对林榆先生进行了口述访谈，并由黎月梅、黄静珊整理成文，在《南国红豆》2021年第3期发表。今日，我们重登此文，以作缅怀。  
       林榆，1920年生，著名粤剧导演、编剧。广东东莞人。1937年参加抗日，1949年随叶剑英南下工作团抵穗，其后任广州文管处处长，接管广州各大戏院，负责审查剧目。期间他还组织编剧编写“新粤剧”，并派员辅导各个剧团演出。1953年受命组建广东省第一个国营剧团——广东粤剧团，并担任团长。广东粤剧院成立后，曾任剧院副院长。林榆扎根粤剧数十余载，导演了近四十余个粤剧作品，影响较大的有《山乡风云》《关汉卿》《屈原》《秦香莲》等，创作的剧目有《伦文叙传奇》《花蕊夫人》《宝镜传奇》《金鸡岭》《玫瑰初红》《山里红梅》等等。其中，《山乡风云》《关汉卿》等曾到北京、上海演出，《山乡风云》还获得1965年中南区第二届汇演优秀剧目演出奖，《秦香莲》获1954年广州戏曲会演导演奖；《伦文叙传奇》《花蕊夫人》均获得1993年广东省第五届艺术节剧目一等奖，1995年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等多个奖项，《伦文叙传奇》还获得1995年第五届文华新剧目奖。林榆不仅参与粤剧工作的组织、领导，还对粤剧艺术改革加以实践，编导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他还总结了自身的工作经验与成果，出版了《林榆剧作》及《论艺集》。2015年12月，林榆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以下是林榆老先生的自述：
 
与粤剧结缘 
       我是东莞人，生长在广东，读书也在广东，后来参加游击队，去了香港，组织了中原剧艺社，因为那里有党组织。北京选民代表的时候，我就被组织选为广东的代表，上去参加青代会和民代会。之后抽调接管广东的队伍，当时叶剑英是北京市市长，派来广州接管广东做军管会主任，我就跟着叶帅（叶剑英）由北京一路南下，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从那时开始，我接触了粤剧，一晃就是六十多年，一直做到现在。  
       我本身是学话剧的，对粤剧很陌生，当时可以说是看不起，那我又怎么做到这个呢？解放初期，我参加军管会的工作，接管有关广州的民办艺术单位，首先接触的就是粤剧，因为当时粤剧在广州很盛行，像武馆、舞厅、电影院等其他的娱乐场所都很少，唯有粤剧，有八个演出场所，而且日夜都有演出，经常场场满座。由此可见，粤剧对群众的影响很大，这不能不管，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到治安问题，而且在舞台上还会出现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旧剧，所以一定要管。那怎么个管法呢？我跟戏院接触，接管这一带的戏院，第一个就是海珠大戏院。在接管戏院的同时，我开始接触粤剧。当时对戏院演出的管理比较严格。首先是对剧本的审查管理。这方面的管理范围是整个广州市。因为剧本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娱乐活动少，人们除了戏院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娱乐，一场戏有一两千人看，几个戏院，日戏夜戏，加起来一天可能有几万人看戏，所以一定要审查剧本，包括加强对剧团的管理。当时永光明剧团和陶醒非所在的东方红剧团是最接近我们的，我们还介绍了好些剧本给他们演出，比如《解放楼下》。就这样，我慢慢接触并开始对粤剧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广东粤剧参加第一次全国戏曲汇演，要组织代表团去北京汇演，当时马师曾和红线女还没回来，参加的演员是罗品超、文觉非、吕玉郎等。我最开始并没有参与筹组代表团的，只是从土改调回来后直接作为团长，领队去北京参加汇演。在汇演期间，我看到了全国几十个剧种最精湛的传统艺术，受到很大感染，我觉得这些这么宝贵的艺术遗产，为什么过去我们都不知道？在北京，我也看到当时中央对戏曲改革工作抓得非常紧，周总理亲自出来接待我们，毛主席也接见了每个代表。毛主席当场宣布，赠送每个代表每人一件棉衣，当时一件棉衣“好紧要”的，我的棉衣拿回来后就放着舍不得穿了。当时还有一首打油诗说，“早知梨园有今日，悔不当初入戏行”。我从北京回来后，文化局决定要组织一个国营剧团，问我干不干，要我去组织。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即刻开始组织第一个国营剧团——广东粤剧团。当时我做了几个改革。一是设立导演制。二是加强演员的武功锻炼。因为文武不同，为此请了三个师傅，京剧的姜世续、路凌云，和昆曲的马传菁，请他们来指导演员的基本功，我们很注重练功，执行也很严格，每日七点钟，老师坐下后开始点名。三是选剧本。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所有剧本首先要通过这个部门审查，另外我还组织了包括杨子静、莫汝城等在内的几个人，专门为剧团写剧本。严格选择剧本，剧本选好后，就要经过编审，经过我们讨论、考虑之后再作决定上不上演。还有就是执行政治学习。进行了这几个改革，还是比较有成果的。导演制是一个方面，后面另说。在练功方面，现在很多做师父的都是我们当时的老师教出来的，可以说，惠及了歌剧团以至全省的艺术团体。在剧目方面，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原则严格选择剧本，而不是一味投其所好，所以也出了一批经典剧目，譬如《搜书院》《山乡风云》《屈原》等等，《关汉卿》也是当时我们剧团的作品。可以说，这个改革由我们开始，而这种作风对全市的民营剧团都有影响。这就是我一开始参加粤剧工作的原因和过程。
 
搞好粤剧需要抓剧本
       说到戏曲、粤剧，一些人比较注重对演员的介绍，包括对演员的表演艺术、唱腔，以及为人的介绍，这是对的。因为对戏曲来说，演员是第一因素。但是我觉得除了演员外，剧本也是很重要的。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剧本的创作、对剧目的介绍和宣传，都处在一个停顿的状态。戏要有成绩，就离不开剧本，我们过去的工作一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是剧本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全国流行一句话，“一个剧目拯救一个剧种”。当时昆曲《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后非常轰动，国务院专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座谈会讨论，周总理亲自主持，首都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周扬、钱俊瑞、田汉、张庚、夏衍、周传瑛等都出席。那时候刚好《搜书院》去北京演出，国务院也邀请了李门、马师曾、红线女和我四人参加。座谈会上，周总理讲话时就说了“一个剧目拯救了一个剧种”这句话。会上专家们一致赞扬《十五贯》有巨大的成就，认为这个戏拯救了昆曲一个剧种。周总理在会上就戏曲改革当前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针发表了讲话，他谈到《十五贯》今天的成就，谈到昆曲长期受到压抑，也提到粤剧，他说粤剧亦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广东人汇演时受了气，回去就革新。1952年我看了粤剧，已演得比较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行家马师曾回来了，更不相同，提高了粤剧，有它的发展历史，过去太过强调商业化和娱乐性，要求过高，对其艺术和人文性忽略了，现在他们埋头苦干不怕受挫，和老艺人合作改革，面目有了很大改变，发出了新的光彩，粤剧是南国红豆。”“南国红豆”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要搞好粤剧，除了抓演员外，必须要抓剧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省剧团的很多戏今日都还有人在演，就是因为有人抓剧本。事实上，编一个好戏不容易，《粤剧大辞典》记录了一两万个剧目，但你说随便抽一个就能演吗？不行，大多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现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个曾经演过的戏，重新整理后再演，因为旧戏还是有人看，投其所好，观众喜欢什么，就找什么题材。改人改戏改制是中央的政策，戏改方针，省剧团执行了，也看到了成绩，就说明改人改戏改制是正确的。  
       戏改以前舞台上演的很多剧本都没有编剧，戏改之后，我们粤剧界的编剧，原来有“五老”，包括杨子静、陈晃宫、陈酉名、陈冠卿，还有我，当时还开座谈会宣传过，现在“四老”都走了，剩下我。老编剧一个都没有，去世的去世，离开的离开。
 
戏曲需要导演
       20世纪50年代比较有名的几部剧《搜书院》《山乡风云》《关汉卿》都是省剧团的戏，其中，除了《搜书院》，其他两部都是我导演的。我们知道戏剧由剧本搬上舞台，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人去组织、研究、启发、执行，这个人就是导演。我原来搞话剧，知道导演的作用，怎样突出主题，怎样突出高潮，怎样创造人物，每个导演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不管中间需要经过多少个环节，导演必须有一个总的看法，演出的组织就靠导演，而演员要服从。有些演员不习惯这种方式，马师曾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来参加我们剧团的演出，排演的时候，他接受不了我们严格的训练，于是离开了。开始我不熟悉粤剧，我要入行，但我又不是演员，我是搞话剧的，怎么办呢，那就要学习。我一方面做执行导演，一方面从中学习，吸收戏曲的东西。我们一个戏排练四十几天，我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熟悉、了解粤剧的曲牌、梆黄等知识。作为一个导演，剧本经过我手，我就必须知道什么情绪用什么曲牌，什么人物用什么曲牌，以及这个人物该怎样出场，他该讲些什么话，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实践来慢慢摸索。一个“水波浪”，几乎所有粤剧演员都会走，但是里面所表达的情感是什么呢？比如《山乡风云》中刘琴（红线女饰演）的出场，一个【五槌头滚花】，你这么唱出来就完事了？不对，必须带着一个军人的威武，因此要勒胸扎腰带。一个曲牌，在不同的情境中，用什么情绪去唱出来，这些是需要启发的，有些演员不懂这些，那么导演就要起到这个启发、引导的作用。所以导演一是要掌握剧本，二是要帮助演员。  
       粤剧界的导演制是由我们省剧团开始，接着是市剧团，慢慢地，其他的民营剧团也开始用导演了。不过很可惜，现在很多剧团都没有熟悉粤剧的导演了，本来有些还是有点本事的，但剧团又不要他，反而去外省请导演。很多外来导演，根本就不懂粤剧曲牌，他也不去了解，演员唱，他就根据情绪导。而有些导演是粤剧出身的，如梁建忠，他自己做过演员，他就懂得怎么运用曲牌，知道什么时候用大曲，什么用【滚花】【二黄】【中板】。
 
剧团应该有完整的演出制度 我总是强调，要搞好粤剧，要树立一个正常的制度，包括怎么选剧本、怎么去导演、怎么排练、怎么上演。现在剧团没有制度的，完全靠个人兴致。
      《伦文叙传奇》和《花蕊夫人》两个戏，当时有缺点就大家讨论，彩排以后，抓剧本的那个副厅长说这个戏不行，但当时的院长顶住压力，说：“有问题我负责，先演出。”结果演出很轰动，很多外省专家，包括文化部的官员、剧协的主席，还有一些很有名的评论家，他们都一致赞好。后来《伦文叙》去了北京参加评奖，北京的专家问为什么《花蕊夫人》没有拿上来，当时黄华华省长刚好在北京，我们将此事跟他讲，他说：“好，我批经费，你叫剧团来演出。”但当时演《花蕊夫人》那个剧团刚刚散班，最后只能拿录像去评奖。谁知中间有人反映，说这个戏没有演够规定的四十场，只演了三十八场，当时说让演员去北京把剩下的两场补上就行了，但这个戏班已经散了，主要演员又闹别扭，最终没有去。
现在听说青年团重排《花蕊夫人》，让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导演来导，将剧本中一些他自己不理解的东西都删掉了。比如戏里有个情节是搜出了一个镶珍珠的尿壶，这是一个细节，可以体现当时的腐败。但这个情节青年人不理解，他们觉得搞一个臭尿壶有什么意思。其实暴露腐败现象，用一件东西就够啦，但可惜被删了。还有，这个戏本来是悲剧收场，但他们改成了喜剧，还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东西。他不懂，所以改了。所以说，一部戏，谁来决定能不能上演，什么戏能上演等等，都没有一个准绳，最大的准绳就是领导的意见。《伦文叙》和《花蕊夫人》之所以能演出，由院里的领导决定，当时的院领导是干部，现在的院长是演员。但演员是有局限的，他们对剧本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没有一个总的看法，所以剧本不合他的意，他就很难接受。为什么有些戏，几十年过去了还能上演，有些戏演了一两次都没人看了？这些其实都是应该总结的经验。
 
十年磨一剑 
       从组建广东粤剧团，到后来任广东粤剧院副院长，我一直都在做编剧和导演的工作，在离休前我导演了四十几部戏，另外还写了一批剧本。对粤剧的曲牌，我虽然不是很深入，但一般都可以应付得来，有时写一些比较深奥的，我也要请教一些内行人，想要懂得粤剧更深一步的曲牌，就要加倍努力，认真研究，多请教别人。《伦文叙》和《花蕊夫人》获过奖，我离休后，又写了三个戏，一个现代戏《饮马珠江》，是建国六十年的时候想起战友而写的，讲解放广州的。这个戏本来粤剧院打算演，包括青年团也有这个意向，连导演都选好了，后来听说文化厅不拨款，最后演了《青春作伴》，但剧本已经在《广东艺术》杂志上发表。另一个叫《伦文叙传奇》，也获过奖，这个戏后来我做过多次修改。
      还有一个叫《红颜知己英雄泪》，剧本原名是叫《砺剑南天》，写的是广东民族英雄三忠之一陈邦彦（岭南三忠，是指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三位抗清民族英雄）的故事，他是顺德人，死后有人给他立了碑，上面刻了他的事迹，我看到后很感动，就着手写了这个戏。
这个戏搞了差不多十年，剧本自己不满意或者有人提意见，就吸收了重新改，一改再改，三改四改，不厌其烦，可谓十年磨一剑。最开始是文化厅抓剧本的副厅长说反清复明题材的不能写，我不同意，首先增城、顺德都有在纪念这个人，其次，中央都未曾讲过不能写反清复明题材的戏。所以我坚持要写，写完又向杂志投稿，但他们不收。于是我意识到剧本有问题，再修改后投去基金会，他们也不理，反而我另一个戏获了奖。后来知道刘斯奋写了《白门柳》，也涉及到“反清复明”，我就将剧本寄给刘斯奋，他看后除了肯定这个剧本之外，还提了一个意见，他说，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兵败，而是因为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是内部腐烂在先。所以我根据意见，改了剧本的内容，又将剧名改为《红颜知己英雄泪》。解放后我的五个戏一起成长，不是一下得来的，都是经过反复磨练，一改再改。这个《红颜知己英雄泪》可以说是写得最苦，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剧本，也是一个很艰苦的经历。但我依然坚持下来。
 
经历苦难，初心不改 
       可以说，从解放后，到我八十五岁退休，六十几年，我都全程投入到粤剧事业中，当中有过一些成绩，也受一些苦。1957年广东全省粤剧团团长会议，我受到三大处分。因为当时有人看到市面上很多道姑、和尚的戏，反映给了陶铸，陶铸说要改革，一个命令就下来了，有人拿鸡毛当令箭，抓了省剧团、市剧团为目标，将一批干部通通拉了下来。我就是省剧团第一个被拉下来的，还不是批评就完事了，而是在群众大会宣布撤职，下放劳动，停止党籍。其实我们省剧团的剧目是最有名的，《搜书院》还有其他戏，一直流传到现在，你说我们演了什么坏戏呢？相反，你应该拿我们做示范，这个是好戏，大家学习，不要演不好的戏。但当时不是这样子，把你打下来，还在广州各大报纸以及新华社广州分社都发消息、文章和电讯批判。后来查清了事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来了个通知，将我的处分全部都撤销了。当时的罪名，我一件件驳回去。第一是说我收了解放军的演出费。那时周总理讲过，不能看霸王戏。我自己看戏都要买票，文工团拿了花去接送都要计时，我为什么不能收钱？第二说我带团演“坏戏”，马师曾、红线女在香港回来演的戏，比如《斗气师爷》等，那些其实不是“坏戏”！诸如此类的莫须有，后来都通通改正了，但我已经死了很多细胞，浪费了很多时间，又受了很多苦。这些我都不计较，我不离不弃几十年，从未离开过粤剧，依然做我的工作。真理始终都在，主观客观也都存在，中间有很多曲折，很多困难。我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搞剧本，静静地考虑自己的东西。剧团很多事我都没有再过问了，一来我无职无责，二无办法管，无办法表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他掌权的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你都很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