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近代史风云 书民族之大义——评现代粤剧《梁启超》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王朝的奇事。这篇文章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个被闹垮的王朝就是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梁启超“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的说法出自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书中还写道：“这篇宏文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烧遍全国。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杨度一下便被摔入谷底，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无面目见人。”仅凭一篇文章，如何能闹垮一个王朝？想来自然是史家的一种夸张修辞手法，但却也不妨以这个说法引出一部精彩的戏剧。由广州粤剧院全新创作的现代粤剧《梁启超》，便是根据著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独力擎天，力挽狂澜，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刊发《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发动护国运动的一段历史而创作。该剧由著名剧作家尹洪波创作剧本，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进行粤剧移植，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李永志导演，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凯明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崔玉梅联袂主演。近期，该剧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资助，再度重排上演。        梁启超其人，“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胡适语）。他是清末民初的言论界巨子，在维新运动中成为政治新星，却因戊戍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十余年；他也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却又在护国运动中又扮演了关键角色，为推翻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做出了显著贡献；下半生专心研学，不仅在学术领域建树颇深，还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了“诗界革命”“小说革命”。胡适赞他“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毛泽东评他“虎头蛇尾”，鲁迅则骂他是“辁才小慧之徒”。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梁启超在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极富传奇的一生。然即便撇开波澜迭荡、纷繁复杂的近代史背景，要把梁启超跌宕起伏、悲喜兼具的政治生涯，改编成仅有120分钟的舞台作品也不是易事，更遑论其一生。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包括他在清华的学生张荫麟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无好评，认为其“从政最失败”。在历史钩沉中，尹洪波从具体事件入手，抓大放小，选择梁启超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发动护国运动，来展开叙事，表现人物。现代粤剧《梁启超》讲述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梁启超在看清袁世凯的险恶嘴脸后，痛心疾首的挥动大笔，写下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复辟进行口诛笔伐。袁世凯因畏惧此文的煽动力，派蔡锷找到梁启超，以二十万大洋为贿赂，要梁启超放弃发表此文。梁启超不为所动，又密秘联合蔡锷，发起武装讨袁的行动。期间，他更无惧袁世凯的威胁，亲赴广西和广东，先后策动陆荣廷和龙济光共同讨袁。最终，在梁启超和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袁世凯势力遭受重创，全国“倒袁运动”势不可挡。1916年初，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胜利。梁启超因发动护国运动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蔡元培称他“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太炎赞他：“共和再造赖斯人。”作品以护国运动作为切入点，通过痛斥袁世凯等人的复辟行为，热情讴歌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他们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舍生取义的精神，彰显了梁启超威武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        作品中除了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描写了梁启超之妻李蕙仙、蔡锷、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袁克定等众多历史人物。一方面，通过各人物间的对手戏，还原了在暗流潜涌的动荡时局之下，各方势力博弈的真实历史情境。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描写梁启超发动护国运动的积极主动性，达到主客体的高度融合，表现出他的个体命运在洪流席卷的历史大环境中的悲怆与崇高。作品历史背景宏阔，叙事流畅，故事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不仅显示了剧作对宏大叙事背景的准确把握和精巧的剧作技法，更表现了粤剧《梁启超》具有鲜明的史诗品格和现代的审美追求。该剧在2019年首演时，曾以“一件大衣”“两块灵牌”“三声枪响”贯穿全剧的起承转合和起伏跌宕。在这次重排上演中，“两块灵牌”的戏被拿掉了，笔者以为不妨以“两个刺客”的说法补上。“一件大衣”“两个刺客”“三声枪响”不仅引出作品主题，更带出剧中许多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剧中梁启超出场时身穿的灰色过膝呢大衣，既是演出服装，也是重要道具，更是代表民族“大义”的意象。这“一件大衣”在剧中一共出场了三次，分别对应“两个刺客”和“三声枪响”。第一场以刺客杜光烈（第一个刺客）行刺梁启超失败被捕的武场戏作为开端。杜光烈作为一名支持共和的狂热分子，误以为梁启超与意图称帝的袁世凯沆瀣一气，便男扮女装潜入梁启超居所用枪暗杀他（第一声枪响），意外子弹只打中了大衣一角。毫发无伤的梁启超以一番深明大义、救国为民的陈词，打消了杜光烈的杀意。正意欲放走刺客时，梁启超为了遮掩杜光烈男扮女装的丑态，故借口天气寒冷，将自己的大衣披在刺客的身上。这一具有仁爱之心的善意行为无意中打动了杜光烈，更彻底扭转了他的政治立场。大衣的第二次出场是在第三场的结尾。当时袁世凯阻止《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的企图落空，欲重施刺杀宋教仁的故伎，恼羞成怒之下派出沈英雕（第二个刺客）前去行刺。黑暗之中一声枪响（第二声枪响），身穿梁启超大衣的杜光烈应声倒地。原来经过上次行刺失败之事，杜光烈已经完全扭转了对梁启超的态度，由仇视转变为信仰。为了保全梁启超，他故意穿上梁启超的大衣，假冒梁启超转移沈英雕的目标，并在黑夜中舍身替死。他临死前自称“我是梁先生的信徒”。一个反对派刺客竟扭转成甘愿替死的信徒，可见梁启超的民族大义精神，通过大衣的承载和传递，已经升华了杜光烈的精神和内心。两个刺客，一个是共和的守护者，一个帝制的行凶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更强烈地凸显了以杜光烈为代表的志士们忠诚守护共和、舍身成仁的大义。面对杜光烈的死，梁启超悲恸地用双手捧起大衣，发誓为了维护共和，不惜以一己之躯发动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九死而无悔！”大衣的第三次出场是在第七场，梁启超在听闻负责前往广州游说龙济光的学生颜启汉被杀害后，不仅没有退缩，而是立马带着学生谭学义亲自前去策动。怎料龙济光早就被袁世凯收买，在广州白云山的军官会议上，如匪类的虎狼军官魏从明在龙济光的示意下拔枪射杀梁启超。千钧一发之际，谭学义以肉身替梁启超挡下子弹（第三声枪响）。面对眼前死去的爱徒，梁启超悲愤交加。他一边脱下此前杜光烈替死时穿过的大衣盖在谭学义的尸身上，一边慷慨激昂地唱道：“这大衣，若那招展大旗样，又似天空那抹晨阳，义士舍生唤醒万众，报这大衣春暖和畅。”这句唱词可谓是最震烁人心的意蕴注解，明确点出“大衣”与民族“大义”间的隐喻关系。“一件大衣”成为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浪漫色彩的精神象征，“两个刺客”写出共和卫士们的舍身成仁，“三声枪响”则牵动串联起众多人物和情节。        该剧悲壮的题材魅力和精巧的故事框架筋骨，凸显了作品开放的格局和浩然的气派。尽管该剧整体走向与品格追求准确，但作为一部亮相次数还很少的作品，还有跋涉攀爬的空间和余地。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的“威力”在剧中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此文曰：“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却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世凯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梁启超是一位以笔当戈、以纸为戎的文人政治家，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仅仅是一篇批袁文章，同时也是一篇论述中国国体问题的重要法学文献。它让宪法以戏剧性的方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影响深远。剧中梁启超欲以此文胁迫袁世凯放弃称帝野心，袁世凯也欲以二十万大洋的巨资收买该文，说明此文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但剧中不仅没有阐释此文的大义，这篇醒世之作发表后的社会反响也全无交代，连记者们采访后的关注点都是梁启超与蔡锷反目。令前番为了表现此文章重要性所花费的许多笔墨都浪费了。第二，梁启超赴广西策动陆荣廷的叙事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现不足。历史上，在梁启超的策动下，蔡锷在云南誓师反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然而，随着袁世凯十多万北洋军开赴西南，蔡锷、唐继尧的一万多护国军呈现出独木难撑的局面。梁启超随即意识到战争要想取胜就必须策动广西加入，使滇、黔、桂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才能成事。于是，他毅然孤身潜入广西，全力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在梁启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极力劝说下，陆荣廷决计反袁，不久与梁启超联名发布了《广西致各省通电》。现在剧中没有清楚交代梁启超对陆荣廷策动的必要性、迫切性，而是把剧情重点迁移到了广州龙济光的戏份上。如果龙济光一场在剧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为何不先亲自前往。在明知龙济光处尤为危险的情况下，反倒只派一个学生去送死。此外，这位学生被杀害后，梁启超没有表现出伤心难过，似乎情理上说不过去。当然此处不能伤筋动骨的大改，不妨在梁启超南下前的台词中加上几句他对局势的看法，以便说明他亲自前往广西的必要性。第三，就是故事主线不够“圆满”。中国戏曲是一门讲求“圆”的艺术，功法程式的表演是“圆”的，叙事主线也喜欢落个圆满。此圆满并不是指大团圆结局，而是主角与反派的叙事线是否落在终点。现在剧目的重头戏是落在了梁启超与龙济光两人身上。按说全剧的大反派应该是倒行逆施的袁世凯，虽说龙济光是袁世凯的走狗，是反派之一，但剧情主线最后落在龙济光身上，袁世凯的存在感大大削弱，总令人觉得故事说得不够“圆满”。此外，该剧还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如贯穿全剧的大衣，在经历了前两次的枪击之后，应该出现弹孔和血污，但现在剧中的大衣在最后一次出现时都还是光洁如新。这是不合情理的，作为剧中重要的道具和意象，不够细致的处理也会影响观众对剧中情绪的接收。表演上也还有需要提高的细节，如梁启超为了给男扮女装的杜光烈遮羞而披上大衣，演员的表演和互动不够细腻生动，以致观众不能很好地观察到梁启超的深意，误以为真的只是为了给他保暖。还有，剧中人物众多，扮相和表演的辨识度却不够高，容易令观众混淆了角色。以上这些问题，大约主创团队也意识到了，相信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在下一步的打磨中会有所修改提高。        粤剧《梁启超》作为一部历史背景宏阔、人物角色多而繁的新作，上演之初便呈现出难得的史诗风格，抒写出历史的深沉折叠之感。作品描绘出的开阔恢弘而兼具鲜活生动的近代史画面，情节跌宕而照应故事悬念的戏剧构思，不仅书写出当时仁人志士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也是对粤剧现代戏的一种审美重构，具有深刻的探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