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党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这些年来，我的工作单位、生活环境变动不可谓不大，但每天不可或缺的事情，不是在写剧本，就是在改剧本。磕磕绊绊之间，竟然已经创作了三十多部大型剧本。在这三十多部剧本中，粤剧占比超过了一半，而且大部分都是现代戏。
         按照现在有关部门的惯例，通常会把戏剧划分为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三个类型。至于怎么划分这三个类型，以哪一个时段来划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作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认定方法，只要不违常理，大致不错。我所理解的革命历史题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人物或故事。换句话来说，革命历史题材就是红色题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记载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也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独立的历程，同时更是中国人民从被奴役走向解放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深深嵌入中华大地，已经紧紧地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作为受党和人民教育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用文艺作品去书写党的历史，记录党史中的人物和故事，理所当然，责无旁贷。记录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而讲述历史却是艺术家的任务。中国老百姓了解历史不是去读史书，而是通过小说、戏剧、影视等文艺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记录权在历史学家手中，而历史的讲述权却是在作家和艺术家手里。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同样的一组历史人物，不同的讲述人从不同的角度，完全可以讲出N种不同的结果，给听者传递N种不同的结论。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粤剧编剧，在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试图通过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去讲述党史中的故事，去赓续属于当下中国的红色血脉。
 
一、党史题材是戏剧创作的“富矿”。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终于成就了今天屹立东方的千秋伟业。在这百年历程中，可作记载的故事数不胜数，可以入戏的人物数以千万计。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算起，全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就达2100多万。可以这么说，这2100多万先烈中的每一个，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可以写一篇文章，都可以写一部剧本。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只有那些著名的英雄人物，才能写进剧本里，其实不然。著名人物当然好写戏，正是因为在他（她）身上发生的事件具有典型性，他（她）才成为著名人物。但相对于2100多万这个数字，能让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毕竟少之又少，那些没有被人们记住名字的先烈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大多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去书写和缅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的翻身解放，不是依靠几个著名人物来实现的，而是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作为一名编剧，我们总要有自己的发现，总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构建，而不是整天去翻写、重复别人已经写了无数遍的题材和人物。十多年前，我就与余楚杏同学合作过一部粤剧《莫雄将军》。莫雄是广东本土人物，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在莫雄身上，却发生了一件轰天事件：作为国民党驻防庐山地区的保安司令，莫雄当年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第五次“围剿”会议。由于他当时已经与我党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庐山会议后他第一时间把绝密情报送给了我党。据有关研究证明，莫雄送出的这份情报，成为了中央红军决定长征的重要决策依据。
   
       莫雄的人物和故事，还没有在戏剧舞台上表现过，于是我们就把它写成了粤剧剧本。虽然这部剧本至今仍未立于舞台，但我们认为为这个题材的付出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类似的人物，在我们的身边可谓比比皆是，随便翻一翻各地的史志，都可以找到一大批，只要用心去挖掘和查找，背后一定有曲折而感人的故事。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身边的党史题材。相对于那些远在外省他乡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本省本县、甚至是本乡本土的英雄人物，更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二、善于利用艺术的手法去写党史中的人物和故事。党史题材的创作，一定要秉承严肃、严谨、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艺术加工和艺术处理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不能进行无底线的“戏说”，更不能进行恶搞。创作党史题材作品对作者的要求相对较高：既要符合党史记载，又要好看好听，更要把主要人物写得好、树得高、立得稳。罗丹曾经说过：“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于编剧来说，我们的眼力要“毒”，要在常人视角之外发现我们创作所需要的东西，要有把一个看似普通的人物和故事组织成作品的办法和能力。在实际创作中，我们往往面对一堆人物和故事无从下手，“这不成戏！”“这没有故事性和戏剧性！”是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平淡如水、平铺直叙，如果每天都跌宕起伏估计谁都受不了。我们常说“生活远比戏剧精彩”，但那也只是种瞬间的感觉。虽然我们也经常会看到“编剧都不敢这么编”的狗血新闻，但那也只是一种社会偶发事件。在我们想写的人物和事件中，往往都找不到作者最想要的故事性、巧合性和戏剧性，这就需要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去发现。但这个发现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找到”，而是包括了提炼、凝聚、组合等等艺术手法。党史题材里的人物和故事，绝大部分的故事性、戏剧性并不强，人物之间的联系往往也是松散的，形成不了创作所需要的人物关系，需要作者去做提炼和凝聚。我在创作粤剧《初心》的过程中，就是对史料进行了重新的结构和组合，在符合史料记载以及基本人物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了大胆的编排和创作。          
                                       
       在北伐战争中，叶挺和张发奎、薛岳这三个当年的军校同窗，作为北伐军将领分别率部出征，这是真实的历史。在南昌起义之后，叶挺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张发奎带着部队在后面追击，薛岳在粤东迎头阻击回粤的起义部队，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而在半年后的广州起义中，叶挺作为中共领导人，参与指挥这次起义，而张发奎和薛岳则是镇压广州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这也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上述这几组真实的历史记载，为编剧创造了无限的艺术可能，我就可以编排北伐出征前叶、张、薛三人喝酒盟誓的场景，我还可以构建三人在海边小酒馆痛饮痛哭的场次……
   
       在我创作的粤剧《东江传奇》中，同样是基于党史中的真实记载：1941至1942年间，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根据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组织营救滞留香港的大陆文化名人。这是一场历时一年、先后营救出300多名文化名人以及近千名家属的秘密行动，被茅盾先生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作为一部演出时长只有两小时左右的粤剧，我以手枪队长刘飙奉命寻找、营救五名失联作家作为全剧的中心事件，通过小切口、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大时代背景下的重大党史故事。
 
三、用文艺的形式讲述党史故事是我们责任和义务。 党的历史已然百年，按照时间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比如大革命时期、长征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等，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行为目标，作为作者，如果不对这些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很难写好这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创作粤剧《风起南粤》的时候，我就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广东本省的情况，以及当时全国的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解（当然大部分了解都是通过书籍），得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广东，始于深圳，始于蛇口”的结论，于是我就敢把剧名定为《风起南粤》。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来自于最高层一拍脑袋的灵光闪现，而是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呼声，以及最高层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和思考。风生于地，起于青萍；改革开放，肇始南粤。
   
       用文艺的形式讲述党史故事，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最直接、最直观的表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民族福祉，在当今疫情下的世界环境中显得尤为亮眼。作为在这种制度下安然享受岁月静好的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的好故事，用文艺的形式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我们的底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足。
本文转载自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主办的《南国红豆》2021年第3期，作者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李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