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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新编粤剧《东江传奇》的时代表达

    发布时间:2020-02-19 作者:唐德亮 来源:人民网 点击:

    新编粤剧《东江传奇》剧照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里也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七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营救,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永久记忆。茅盾先生是那场大营救的亲历者,同时也是300多名被营救文化名人中的一员。许多年后,他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这次行动:“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民族灾难,国运受难,文运受厄。然而,因为有了这场伟大的营救,文脉得以延续,国运得以重光。
          深圳市粤剧团作为一个国有专业院团,他们没有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纸堆里打滚,倾全团之力,以这次文化大营救为基本故事载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打造了《东江传奇》这部有风骨、有温度、有高度、有情怀的舞台艺术作品,这正是文艺工作者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最直接的表现,是对个人、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的把握。

     
      家仇国恨之下的沉重记忆
     
     
    新编粤剧《东江传奇》剧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从广东东江地区迅速跨过深圳河,先后占领九龙、港岛。日军此举不但封锁了中国抗战的最后一个出海口,截断了国际援助线。更为严重的是,让当时大量滞留香港的内地文化名人,随即面临生命以及精神上的双重危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内地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界人士走避香港。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一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殖民地,日本与英美还没有开战,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文化名人大都是左冀人士,这几年来他们在用文章、作品进行民族救亡,早已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西南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安全。于是,香港就成为他们当时为数不多的选择,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走避之地,饱受战火折磨的身体和灵魂可以在这里得到片时的喘息。
      然而,侵略者用带血的刺刀和无情铁蹄,彻底击碎这些文人、学者的避乱之梦!
      当时滞留香港的内地文化名人数以百计,其中不乏业界翘楚和文坛领袖,如文学界的茅盾、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人,新闻界的范长江、邹韬奋等人,学术界的梁漱溟、胡绳等人,电影界的蔡楚生、胡蝶等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日后都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新闻、思想界的杰出代表。
      粤剧《东江传奇》没有正面讲述这300多名文化名人的营救,而是以整个营救行动的尾声作为全剧的切入,可见编剧李新华的匠心。戏剧是叙事文学,但戏不一定是在事件开始的时候开始,戏可以在事件高潮的开始,也可以在事件的尾声中开始。日军侵占香港后,中共南方党组织在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成功营救300多名滞港文化名人,但仍有戴浪、吴坤浦等五名左翼作家失联。中央指示东江游击队,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五名作家,并把他们安全护送内地。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了营救这五名作家,男主人公刘飙、女主人公小秋红,以及他们身边的同仁,一个个地、前赴后继地倒在了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让中华文脉得以续延。

     
      民族危亡面前的文化图存
     
     
    新编粤剧《东江传奇》剧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但已经深深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就给南方党组织发来电报,要马上做好在港文化名人转移的准备。周恩来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必定会对在港的左翼文化人士动手。那些来自内地的文化名人绝大部分都不会说广东话,一口的南腔北调在香港那个弹丸之地极容易暴露身份。
      果然不出周恩来的预料,日军的地面部队占领港九后,那些先期潜伏在香港的文化特务,随即浮出水面开始行动。他们在电影院播放幻灯片,在街头张贴告示,点名道姓要文化界人士限期到他们的军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街面上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就在敌人“限期报到”的告示贴满街头巷尾之时,中央密电和上级指示精神紧急送到,中共东江游击队政委曾民出场的一段中板,把这种危急情势摆在了观众的面前:“这两年文化人走避香港,原以为在港九可把身藏,不曾想到头来又临险况。我华夏五千年文脉绵长,决不能让日寇来伸魔掌……”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中华的侵犯,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占领,也不只是政治上的统治,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从思想上、文化上彻底占领和征服。他们深谙“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清楚地知道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浑然一体的特征。他们想霸占中国的领土、篡改中国的历史、抢夺文化的话语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收买和控制文化人。在剧中,日军文化特务山本有段这样的台词:“该劝降的劝降,该抓捕的抓捕,该杀头的杀头!总之,能够要他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心,就要他们的心。不能要他们的心,就是要他们的命!……只有文化的征服,才是永久的、彻底的征服!”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香港后要文化人“限期报到”的根本目的,是他们要灭绝中华文化的狼子野心!
      然而,让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在文化上同样遇到了比他们高明得多的老师。那300多名文化名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800多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消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剧中,中共东江游击队政委曾民这个角色无疑就是代表着党,来自中央的命令通过他传达给前线的战斗员。编剧李新华为他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唱段:“营救任务已东方见亮,最后这一战意味深长。要保証全部名人安全离港,山河虽已破但文化不能亡!”
      好一个“山河虽已破但文化不能亡”,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担当!

     
      湾区宏图之中的时代表达
     
    新编粤剧《东江传奇》剧照
     
      历史与艺术在《东江传奇》中获得了和谐的统一。该剧不仅展示当年省港两地黑云压城、风雨如磐的历史氛围,更从沧海横流的矛盾斗争漩涡中塑造时代的英雄与民族的脊梁。这一创作意图,在剧中通过刘飙、曾民与小秋红等主要人物的形象得以呈现。女主人公小秋红,是个已经红遍省港的戏班名伶,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要“限期报到”的对象,因为山本觉得:“只要她愿意为我们粉墨登场,作用将堪比半个师团!”在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手枪队长刘飙的感召下,为了让最后那几位文化名人安全离港,小秋红这个江湖艺人,毅然决然地答应山本,在那个所谓的“盛大典礼”上面对三千占领军,与山本共唱一曲带有侮辱性质的《游龙戏凤》。就在那个“盛大典礼”上,小秋红的《游龙戏凤》,转瞬间变成铿锵激越的《梁红玉击鼓退金兵》。而手枪队长刘飙,则化身成梁红玉的丈夫韩世忠,手执长矛,在舞台上当着三千占领军,刺杀那个存心戏弄的山本。刘飙和小秋红在舞台这个虚拟的战场上,凭自己的生命、以最独特的方式、用最真实的手段,践行救亡图存的诺言,让青春在血与火的激荡中如花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刘飙、小秋红这两个典型人物已经达至一定的高度,同时也代表着本剧已经达至的思想、艺术高度。
      抗战时期,艺人救国的故事比比皆是,南有红线女(当时在香港)走避广西,沿西江一带唱演救亡戏剧﹔北有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不为日本人唱戏。在高台上慷慨激昂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戏曲,家国、民族、忠义等元素如血液般渗透在每一个用字和行腔,不但教化了世间芸芸众生,同时也哺育了一代代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艺人。
      粤港澳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都是同一文化体,语言、饮食、风俗等方面无差异地存在。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的香港人,祖上三代的乡土都在珠三角的县市,说粤语、看粤剧、听粤曲、吃粤菜是他们文化基因的底色。湾区时代的来临,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将会被进一步唤醒。
      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军用刺刀和铁蹄换来的,不过是四年短暂的占领。当年英国人以坚船利炮骗取的一纸租约,在九七之后也烟消云散。一时的阴霾,永远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正如剧中人物、进步报人苏志留痛斥侵略者的一个唱段:“香港这一片土地,从来属于大中华。我有四万万同胞,见惯了风吹雨打。迟早送你下地狱,最终赶你们回老家!”
      家国、民族和文化,是粤剧《东江传奇》关于七十多年前的那段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生活在深圳这块热土上的时代新人,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最真诚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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