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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船旧话】“四大天王”玩出粤乐黄金时代

    发布时间:2015-06-17 作者:钟哲平 来源:新快报-粤人情歌 点击:

        优秀乐师对名伶唱腔产生影响的例子并不少见。上期我们介绍了对小明星的星腔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乐师梁以忠。本期主角则是上世纪20年代被并称为省港粤乐界的“四大天王”。其中,位居其首的尹自重把小提琴、萨克斯管、吉他等西洋乐器融入粤曲伴奏,与同时期薛觉先的改良粤剧主张不谋而合。与梁以忠对小明星的影响一样,尹自重也对“薛腔”的形成功不可没。
    ■1936年的一张合影,四大天王均在其中。


        兜得住“牛奶咀”的乐师才是高手

    尹自重(1904-1985)与吕文成、何大傻、李佳被并称为上世纪20年代省港粤乐界的四大天王,而尹自重为四大天王之首。四大天王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尹自重、吕文成、何大傻、何浪萍。

    尹自重是东莞人,人称“B叔”,擅拉小提琴,演奏代表作有《小桃红》、《凯旋》、《归时》、《饿马摇铃》、《雨打芭蕉》、《昭君怨》等。

    行家都知道,要看一位粤乐师傅的功力,未必是看他和什么大佬倌搭档,反而是能够“兜住”被称为“牛奶咀”的初学曲者出场的,才是高手,这种功力称为“夹唱口”。尹自重就是这样一位乐师。

    擅长西洋乐器的尹自重还感到广东音乐原来使用的乐器音域不够广,于是引进小提琴,把小提琴的定弦改为广东弦乐的定弦,演奏上吸收广东古老二弦的走指、揉弦以及弓法,独创了“广东小提琴”演奏法。1930年,尹自重加入“觉先声剧团”,引进小提琴、萨克斯管、吉他等西洋乐器来伴奏粤曲,使粤剧音乐的表现力大大丰富。

    除了为薛觉先伴奏,尹自重还经常和对方一起研究、切磋唱腔,形成非常纯熟自然的“一兜一搭”,配合默契。可以说,尹自重对“薛腔”的形成功不可没。

    ■右一为尹自重。
     
    ■尹自重在粤剧演奏中引入了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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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天王,难以复制的黄金搭档

    粤乐四大天王擅长不同的乐器。尹自重功夫最好的是小提琴,吕文成(1898-1981)则被称为二胡王。吕文成和尹自重组建乐队后,因二胡和小提琴都是头架乐器,吕文成就改为打木琴,同样潇洒应对。吕文成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创作了很多经典广东小调。香港粤语残片中的很多配乐,都是吕文成的作品。

    吕文成是粤乐创作的高产作家,代表作有《平湖秋月》、《步步高》、《蝶恋花》、《银河会》等。他也是粤曲著名子喉唱家,名曲《燕子楼》、《雷峰塔》、《潇湘琴怨》、《潇湘夜雨》、《小青吊影》都是由他设计唱腔。

    何大傻(1894-1957)原名何泽民,三水人,虽叫大傻,其实相当聪明,只不过经常饰演傻头傻脑的角色,才得此名。何大傻擅长吉他与爵士鼓,曾跟何柳堂学琵琶,技艺精湛。他把木制夏威夷吉他改制成粤乐的乐器,为粤乐增色不少。何氏创作的粤乐代表作有《孔雀开屏》、《花间蝶》、《柳底莺》等。

    玩昔士风(萨克斯管)的李佳英年早逝,后来四大天王的乐队中补充了另一名昔士风手刘伯乐,花名“豆皮海”。不久又添入另一名爵士鼓手程岳威,凑成五大天王。程岳威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吸毒欠债,在香港湾仔木屋天台跳楼自尽。

    战后,乐队中的天王们各散东西,粤乐的黄金搭档也再难重现。

    ■ “二胡王”吕文成。
     
    ■何大傻。
     


        民间乐社,玩家令粤乐熠熠生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抗战之前,粤乐发展迅速。

    “群众性演奏粤乐活动在广大城乡蓬勃发展,民间乐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粤乐拥有深厚群众基础和粤乐进入成熟期的一个重大标志。20世纪20年代以来,民间乐社不仅遍布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广大城乡,而且也迅速扩及从南到北的我国许多大城市,以及东南亚和欧美粤籍华人聚居的地方。粤乐群众基础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民间音乐中时甚为少见的。”(黎田、黄家齐《粤乐》)

    当时香港除了有四大天王,还有著名的钟声慈善社,粤乐大师丘鹤俦、何柳堂等都曾参与演奏。

    澳门则有陈卓莹、陈鉴波兄弟及苏汉英父子进行粤乐的演奏与研究。民国廿一年(1932年)出版的一本《粤乐府》,记录了短暂聚居在澳门的一批粤乐玩家的创作。《粤乐府》收录了58首乐谱,分为“过场”、“大调”、“唱曲”、“粤讴”、“南音”、“梵音”六大类,工尺记谱。《粤乐府》由澳门天籁乐庐发行,天籁乐庐成员有许太空、张达伟、陈鉴波、何国培、陈卓莹。他们的玩兴,可从陈卓莹的自序中看出:“我打从上海跑回来澳门这地方,差不多算有两个月头了;整天的生活,大都是跟一班音乐的同志研究弹筝。”许太空则写道:“书里的音谱,在花指上或会过于繁密,不便于初步的人们,但宁可如此;情愿使初步的人们细意地慢慢去玩味。不使他原来和洽的声调,失却了真意。”

    这些音乐家们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在若干年后铺天盖地而来的乱世所无法企及的闲适。在这宝贵的闲适中,又隐隐有着对政局未定的不安。“尽管许太空认为,他们并非音乐的专门学者,此书未免有不够成熟之处,但事实上,粤乐的光辉,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就是靠这群无甚功利考虑的玩家燃亮的。许太空引用鲁迅‘得呐喊时要呐喊’一语,为他们毋须为这本‘处女作’觉得‘局促自惭’自勉;他更感叹说,‘现在的环境是否准你自由的用言语文字来表现?’,但至少‘声音还是自由的’,也许,许太空借用鲁迅的‘呐喊’,还有一种对时局感到无奈的双关之意。”(程美宝《“得呐喊时要呐喊”——1932年澳门出版的《粤乐府》)

    ■《歌唱胡不归》的电影海报,有“四大天王”的提法。

    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广州。“当时广州的民间乐社,时兴互相邀请进行交流和联合演奏的习惯。如甲乐社邀来乙乐社,则由甲乐社的成员决定乐曲及带头起奏,乙乐社的成员要跟甲乐社的成员一起演奏,一首首地奏下去至尽兴而散。有时,甲乐社的成员有意挑选些最新的和较具难度的曲子以考验乙乐社的成员是否会奏和能否跟得上。为此,应邀的乙乐社就要认真对待,有备而来。否则,不会奏或跟不上就会感到难堪和丢丑。这样的互相邀约,实际带有一定的竞赛性质。通过这类活动,对繁荣创作,推广新作品和提高演奏水平,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黎田、黄家齐《粤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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